[胡嗣瑗]裘陈江︱耆龄家世生平考证（上），( 五 )
【[胡嗣瑗]裘陈江︱耆龄家世生平考证（上），】1908年11月15日 ， 慈禧太后驾崩 ， 其在东陵菩陀峪经营多年的百年吉地终于要开启使用 ， 照例要派官员先行勘查陵工及沿途情况 。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上谕称：“菩陀峪定东陵应修神路、营房工程 ， 着派绍英、耆龄敬谨估修 。 ”据《绍英日记》可知 ， 是在第二年也就是宣统元年正月初三日（1909年1月24日）请训后 ， 赴东陵查工 ， 耆龄很可能与其同行 。 其后绍英先归 ， 而耆龄要到二月十二日（3月3日）由东陵回京 。 当日铁良已与绍英商议 ， “交来菩陀峪吉地保奖单 ， 已由庆邸点定” 。 3月7日 ， 诸人继续商议此事 。 此后于闰二月十一日 ， 耆龄再次前往东陵勘查 。 4月20日 ， 庆王奕劻正式上《奏保恭修菩陀峪定东陵工程人员》一折 ， 上谕立予批准：“监督铁良着交部从优议叙 ， 绍英、荣勋、耆龄均着赏给头品顶戴等因 。 ” 4月27日 ， 诚勋也照例为子升官上折谢恩 。 到八九月间 ， 绍英与耆龄又先后接到赴东陵查工的差使 ， 待到完成后 ， 于十月十二日（11月24日）又进入庆王所拟的新一轮保案 ， 十一月初十日 ， 诚勋再上《奏为长子耆龄奉旨补授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谢恩事》折 ， 耆龄官职达到顶峰 。 晚清保举捐纳泛滥 ， 官员升迁极难 ， 即使翰林也须有差使保举方得补缺 ， 时称“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名目 ， 皆美授也”（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九 ， 中华书局 ， 1984年 ， 485页） 。 其实另外一点 ， 帝王陵寝的修建 ， 从营造到奉安 ， 一切参与人员皆可得到褒奖 ， 因此在清末光绪、慈禧两宫隔日先后驾崩 ， 无疑陵工也成为美差 ， 耆龄、绍英等人都是借此机会扶摇直上 。 奇怪的是 ， 耆龄并未赴任马兰镇总兵一职 ， 据十一月十三日上谕称：“马兰镇总兵耆龄未到任以前着载瀛暂行理事 。 ”而第二天的《邸抄》中也称：“耆龄请假二十日 。 ”当十二月初五日假满之时 ， 从《邸抄》中得到的信息却是“奏请开缺” 。 第二日 ， 正式批准 ， 并由苏噜岱继任 。 其中缘由 ， 直到宣统二年五月十四日（1910年6月20日）的《邸抄》方才得知 ， 原来是因病无法担任远赴马兰镇任职 ， 或许也是耆龄不愿离京的托辞 ， 到了五月这一日痊愈请安 ， 此后很可能一直赋闲未任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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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门执戟”印记
进入民国 ， 耆龄后来在遗折中曾自道：“国变以后 ， 犹蒙圣明垂注 ， 俾效驰驱 ， 始翊卫于宫门 ， 继宣勤于少府 。 ”而前面提到 ， 1915年耆龄代父出庭打官司 ， 当日判决书在代理人信息中写的是：“耆龄 ， 旗人 ， 住马大人胡同 ， 年四十五岁 ， 皇室侍卫 ， 诚勋之子 。 ”同时《绍英日记》中也详细记录了耆龄的任职情况 ， 1915年5月1日 ， 有谕旨称：“耆龄、荫桓着加恩赏给头等侍卫 ， 在乾清门行走 。 ”因此 ， 耆龄之孙惠伊深在《禁城夕阳》中又称其是担任乾清门七品侍卫起家 ， 则可能是与此混淆 ， 不合实情 。 1923年初 ， 耆龄欲为其子惠均谋求乾清门侍卫一职 ， 甚至还讬请同僚绍英帮忙说情 ， 而当谋职成功后 ， 他拿出两方王幼泉（清代潍坊印家 ， 曾为溥仪治印）所刻的旧印赠予惠均 ， 一为“乾清门侍卫” ， 一为“期门执戟” ， 期门是汉武帝时所置官职 ， 掌执兵扈从护卫 ， 而其值勤时所持兵器即为戟 ， 因此这两枚印记应是耆氏在民初担任过乾清门头等侍卫一职的确凿证据 。 而“少府”乃是古代九卿之一 ， 掌管的是皇室私财和生活事务 ， 因此在清代成为内务府大臣的别称 。 而耆龄在宣统元年本已被授予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职务 ， 后因病开缺 ， 到1916年重入内务府可以说只是旧事重提罢了 。 《中和月刊》编者在《赐砚斋日记》连载首页的按语中也说道：“君以乙卯之岁 ， 入直禁中 ， 已当鼎革之后 ， 十余年中 ， 笃忠匪懈 ， 日记亦相终始焉 。 ”这部《耆龄日记》的内容毋庸笔者多加赘言 ， 但其价值则无疑在于详细记录了从1916年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前的史事 ， 尤其是小朝廷内务府的事务 ， 与《绍英日记》等合看 ， 便能极为细致地复原紫禁城中焦头烂额的经费维持、尴尬彷徨的政治处境、各怀鬼胎的私心算计等等 ， 是展现民初小朝廷及其中人物生态图景的可靠资料 ， 这在前辈学者高伯雨、吴相湘和苏同炳等人的文章中早已多有引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