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自述：我是怎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六 )
我经常发现这些特点，这使我在某些圈子里被视为反动分子 。我还记得在应聘之后得知不是耶鲁（译注：作者曾为耶鲁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的首选，因为我不够“后现代” 。还有，我经常觉得那些虚饰的、排他性的语言，以及我们在研究院所学的辩论方式都有很大问题：它们将那些与其相左的意见简化为敌对论点，却没有尝试真正去思考差异之处 。我觉得前者是政治而不是研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某个层次上是共同追寻真理、理解，或者其他东西，那最自然的就是要大方地去对待其他不同观点，然后尝试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 。
这便是为什么观察共识的决策使我大开眼界 。它让我自问这些用意和内容都开放的思想传统是否会因为形式而自我阉割 。这并不是说福柯或者鲍德里亚没有可取之处 。但这些英雄崇拜、派别之争，认为思想来自一些个体，以及先锋式的革命理论，造成极大的破坏 。讽刺的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我的论点看起来非常“后现代” 。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子：这里我要指出的是，“现代”这个词不太有用 。它掩蔽的比启示的多 。还有，我认为“后现代”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婢女（intellectual handmaiden） 。尽管如此，我同意理论整体化的野心（totalizing ambitions）是危险的源泉 。我想要看到的，以及我希望这本书能贡献的，是一种知性实践的形式，它不独裁、不漫骂，但谦逊地认识到，新的政治理念来自新形式的激进政治实践，而且我们往往充其量只是诠释者，和那些跟我们一样期待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进入一种礼物关系（gift relation） 。
我开始想象这个计划是2002年由MAUSS赞助在巴黎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那时刚在热那亚的行动后不久，我在会上指出，众所周知社会理论是建基于革命计划的失败—自法国大革命开始 。我们在 “社会现实”中发现的是人类社会生活里棘手的、顽固的元素，它们不能简单地被改良主义者甚至是革命政权转化或消除 。然而这个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始终离不开社会转型的计划 。我还建议考虑到这一点，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式来思考社会理论本身实践的转型：
不像倾向于由上而下地要求达到意识形态的统一的左翼政党，这往往是高度集权的决策结构；受无政府主义启发的革命“网络”和“趋同”采用的决策过程，一开始就假设不会也不可能具有思想的统一性 。相反，这些形式容许管理多样性以及不相容的意见，这本身也就是价值；这个假设的基础是它可以经由共同投身于计划或行动中产生的合理性的精神以及共同承诺管理 。也就是说，由无政府主义启发的群体往往倾向这样的假设：没有人能够，或者应该，完全改变另一个人的观点来迎合自己；决策结构应集中于目前行动的迫切性问题，保持平均主义的过程，并将这种过程的形式实现为心目中公正社会的运作模式（或者不如说是基本的模板）……
没必要去想象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反对经济主义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 。理论如今似乎断成了碎片，或者无穷无尽的不相通的观点，但我不认为不可通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容许通过共同的行动使它们在实践上结合 。
知识分子派别的组织往往和先锋政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前卫艺术运动）相似，这是因为三者都有同一个起源—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他们不同的，归根结底只是艺术“前卫”还是社会科学家会成为新宗教的神职人员 。为了要开始统一反对经济主义霸权的多样化社会思潮，首先要克服这种有害的历史，进而将其视为了解社会现实的不同方式 。这些方式联合在一起并不是要争取谁是最优胜的，仿佛一群不同的宗派想要夺取政权，而是基于它们共同承诺的计划以及伦理 。这种伦理一开始便拒绝前者 。
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正式思考这样的理论可能是什么样子 。这只是一个开始 。但我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别人的关注，他们此后或许可以共同地、相异地去将这件事做得比我更好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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