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自述：我是怎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四 )
怀着宏大的历史视野，我开始寻找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然而我开始遇到难题 。在80年代中期，我几乎一个运动也找不到 。就算有，最好还是让它们静静地待着吧 。有一段时期，我在一个叫鲍伯·布拉克（Bob Black）的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了我的知识分子英雄，他的文章《废除工作》看起来和我自己的想法方向相同，但是比我的有趣很多 。不久我发现，鲍伯·布拉克所写的其他东西都是基于派别的不同而攻击其他人，例如对工团，对女权主义者，对生态学家，对其他反对工作的社会人士，对整个“左”翼……奇怪的是鲍伯·布拉克并没有宗派，或者说他自成一派 。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无政府主义作者的风格：他们都是自成一派 。大部分都是“超个人主义者”，他们声称反对任何缺乏绝对个人自由的东西，他们憎恨所有仍在激进左派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派系，但同时却拥抱有争议的、专制主义的、什么都不能容忍的标准“极左”（far left）的语气 。我并不认为这些有什么可取之处 。如果一个人投身于绝对的、实时的个人自由，为什么仅仅采取向人叫嚣的方式？难道是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互骂的社会，那里没人会愿意听取意见吗？无论如何，我有时会去参加一些团体的集会，但很快便不再去了 。我知道在无政府主义运动里也有一些讲道理的人，但我没那么走运碰见他们 。
有一段长时间，我只是将无政府主义的想法藏在自己心里 。这在研究院里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当我在1989年到马达加斯加进行为期两年的田野研究，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叫Arivonimamo的小镇，当地政府已停止运作，而外围的乡村完全没有国家存在的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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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雷伯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那里住了六个月才发现这个事实，没有人说过他们生活在一块自治飞地 。相反，他们整天都在批评政府，似乎并没有当它不存在 。人们拿着文件到办公室等待签署，要求批准种一棵树或者打开墓穴举行仪式 。我头一次意识到正在发生一些怪事，是我发现那些办公室里的人员，事实上，他们需要自己买纸来印表格；中央政府什么也没有给他们 。最后，市镇中心，那儿有一个警察局，但没有人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人们告诉我，在80年代曾经有一个名叫亨利的人使镇里不得安宁 。他十分疯狂，有些人认为他只是装腔作势而已 。他凶暴无比，经常与人打斗，威胁他人，非礼妇女，任意在店里偷东西 。最后，镇里的年轻人决定必须要有所行动了 。但是，很明显在该社区有这样的规则：如果要私刑处死某人，必须取得他父母的同意 。于是他们派了传话人到亨利的父亲那边 。最后，亨利的父亲也不愿意再为他找借口 。有一天，在亨利又挑起一场架之后，几十个用农具武装起来的年轻人将他团团围起 。亨利负伤逃到附近的天主教堂，请求庇护，并声称自己因为精神病而遭迫害 。一个意大利神父（镇里唯一的外国人）将他藏在货车后面送到了疯人院；不久他便因为殴打其他病人被赶出来，但他这些年来并没有回到Arivonimamo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我问：“街那边不是有警察吗？”
我的朋友耸耸肩,说：“他们问，难道你没见过亨利吗？他那么大块头！”
“但他们有枪呀！”
“对 。但那不代表什么 。”
看来我又踩进了一个我先前认定存在但没有意识到的自治区域 。
在马达加斯加最令我震撼的，可能是他们特殊的决策实践：在缺乏形式化机制（forma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之下，一种寻求共识的方式 。在任何时候，每个人有权只要简单地声明自己不同意大方向，便足以制造一场危机（我曾经很困惑，为什么有些人突然表示“我不同意”，因为没人要求他们非得同意什么），这迫使其他人要放弃已讨论过的东西，以再次得到他的同意 。这一行为破坏性甚大，很少有人真的这样做 。但这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决策过程：我们给每个人足以去中断任何议程的权力，即我们将他们放在一个位置上，他们一定要表现得像一个成年人 。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明白我见到的事情，很多都只是在之后参加了纽约的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才逐渐明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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