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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自述：我是怎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五 )


离开马达加斯加之后，我在芝加哥待了几年，做着一些低薪的工作，同时拼命想完成博士论文（因为没钱给那些做完田野回来的人） 。那些都是艰难的年头，我并没有时间花在政治上 。我在耶鲁的头几年也很分心 。我那时的政治行动主要是文化新闻： 我想令我出名的原因，应该是我是第一个写《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的学者 。后来有一天，1999年11月，在上完一门政治人类学课程“权力、暴力以及宇宙学”的最后一堂课之后，我走到街上，眼睛瞄了瞄报摊上的头条，看到西雅图宣布戒严 。像大部分的美国人一样，我大为震惊，我不知道竟然还有一个如此规模的直接行动 。一份左翼杂志In These Times（我的巴菲文章便发表在那里）的编辑乔·诺里斯（ Joe Knowles）发电邮给我，问我是否可以报道那些蒙面打爆玻璃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家伙到底是谁？ 他们是专门惹事生非的人吗？还是真的无政府主义者？又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我们猜你也许有方法解答 。”于是我便开始寄电邮 。
这就是我所发现的 。在90年代，当我还埋首图书馆时，那些我一直期待发生的运动，真的出现了 。它的核心是无政府主义，但它同时反对那些在80年代困扰我一时的派系辩论 。它是一个完全贡献给奉行直接行动原则或者我们称为预示政治（preconfigurative politics）的无政府主义：通过创造新制度和新社会规范，好像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行动已是自由的 。这需要聆听、理解以及理性（reasonableness），特别是面对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那些不愿与你并肩反对制度暴力的人，或者挑战这些制度，包括反对任何游说（lobbying）以及联合起来试着影响、商讨或参与制度的整合 。
我们必须创造像气泡一样的自治空间，我们在其中可以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一样，在那里政治意味着说你所想的话、做你相信是对的事，以及保持这些气泡最终不会爆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需要发展实践技巧 。不久，我成为纽约直接行动网络的常客，并且接受了无数次关于促进和共识的训练 。在那里我突然明白，我看到的是我在马达加斯加所见的那些日常运作的一个极正式、自觉的版本 。它必须是正式的和自觉的，因为它是根据贵格会信徒以及北美原住民或者从书里读来的点点滴滴而重新创造的 。它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 。但很明显，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没有人可以威逼其他人的决策过程，它将会类似于那些古老的共同体应用了几千年的技术 。
如果我们有时间投身其中，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整合过程将会惊人地迅速 。当你第一次参与的时候，你是一个困惑的外人；第二次，你了解所有东西，认识所有人；第三次，你是一个组织者 。这便是我的经历 。当我和一个朋友在华盛顿参加反对世界银行组织的A16行动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四个月后在费城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行动，我是其中一个向媒体全权解释的人；六个月后我协助组织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行动 。我的参与跟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高层格格不入，但坦白说，我认为参与全球性的反抗以遏制新自由主义的扩散，并发展一种新的激进民主，始终要更重要一点 。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人类学不重要 。事实上我参与全球公义行动使我明白它有多重要，或者说人类可能性的宝藏 。它质疑的是一些学者的虚情假意 。毫无疑问，我们知道对于这个世界什么是重要的，但我们思考和辩论的过程以及我们和这些知识的关系，都是被精英及派别偏见深刻影响着 。
在这里我必须说明80、90年代在美国学术圈的概况—我便是在这个环境里被训练成学者的 。60年代被视为一个荒诞和天真的狂热时代，那时我们仍生活在它的阴影下 。每个人都想成为激进分子，但只有寥寥可数的人参与学术圈外的政治生活，更别说参与真正的社会运动 。将福柯、德勒兹甚至鲍德里亚等人奉若神明便等于拥有特权：它容许自命不凡的后现代学术激进分子宣称他们的激进主张，远甚于那些他们不屑一顾的但走到街上尝试去改变世界的蠢蛋，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在挑战西方知识论基础的同时，却购买昂贵的商品，过着消费者那样的生活 。许多人看起来好像在为只存在他们想象中的激进社会运动书写立场文章，参与最无聊的派别论战，将那些稍与他们不同的意见定义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奇怪的标签 。有一件事让我兴奋，就是全球正义运动的突起几乎是对大部分“激进”学者的嘲讽：生活在自己幻想的激进社会运动中的先锋学者，被这些真正的运动激怒了，却没有想过要参与领导这些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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