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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自述：我是怎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三 )


这正是当代无政府主义者做决定（decision making）的前提，以及为什么他们这样吸引我 。但这样跳得太快了 。我们继续回到个人经历 。
大学时念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使我明白，无政府主义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视野主要区别在于反对政府和反对工作 。我来自一个工人家庭，并且尝试在学术上有所发展，部分是因为我的父亲大力鼓励我去寻找一条属于我自己的道路，起码不会为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忙碌，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我知道在一些国家，例如西班牙，或者说在20世纪初的大部分欧洲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工人工会的主要区别是，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为工人争取更多的工资，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争取更少的工作时间 。这立即和我刚刚学到的关于农民社会的人类学知识产生共鸣 。大部分生活在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人都倾向于赚取经济学家所说的“目标收入”（targeted incomes）；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当他们达到目标时，便会停止工作，然后轻松下来享受生活 。这也解释了经济学家认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例如，如果农民需要通过种植稻谷来买自己生产不了的东西，而稻谷价格在国际市场突然上涨三倍，他们通常不会多种而是少种（据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纽约下雨的时候你截不到出租车） 。
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基督教传统坚持人类的欲望是无可救药的，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并且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我们将无可避免地要永远处于战争的状态 。但是，即使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们也是最近才开始这样做 。中世纪的基督徒工匠们还在实行“目标收入”的生活模式：当日子好的时候，他们便会要多些假期；当日子非常好的时候，一年有一半的日子都是拿来当圣徒纪念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有当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变得病态（pathological）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可能出现：无休无止地追求盈利，然后投资到再生产，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扩展他们的营运，但却没有时间享受这些成果 。马克斯·韦伯对这个现象有经典的解释：第一批资本家是那些加尔文主义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拼命地想证明自己并非注定要下地狱；但要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怎样将世界上的其他人，包括他们的员工，逐渐变得像他们一样狂热 。如上述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工会的差异所显示，左翼并不是完全无辜的 。
马克思理所当然地预言英国和德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将进行革命，因为他们是那时候最发达的工业力量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普遍的预设：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进步的甚至革命的力量，而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将会推出一个逻辑的结论 。巴枯宁（Bakunin），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劲敌，争论说革命最先会在俄国与西班牙的农民以及艺术家中爆发，因为他们仍然保留自主（autonomy）的传统，而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异化产物 。巴枯宁当然说对了 。20世纪那些拿起武器反对资本主义的并不是“先进的无产阶级”，而是农民和工匠，以及他们之前经历贫民化的先驱 。我在其他地方写道，他们是异化程度最小的，也是最受压迫的 。他们正是拥护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然而20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相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更会组织大规模的战争，最后发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政府统治了大部分还没有被拖进消费主义逻辑的人口 。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大部分state communism的内部矛盾 。如同马克思主义工会，马克思主义制度归根于生产主义意识形态（productivist ideology），就好像资本主义者一样，他们以经济增长衡量社会成就，例如与去年相比今年有多少货品和服务的增长，而他们最终的目的去创造一个消费者天堂 。这方面他们表现得相当没有效率 。奇怪的是，这个意识形态令他们无法从他们实际提供的社会福利中得到好处：主要是因为保证给人民铁饭碗，也意味着保证他们不需要去工作 。共产主义社会常有法定的每星期5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人们最多只工作20个至25个小时 。这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个不错的成就，它容许人们有更丰富的知性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容许他们有更主动的政治生活，如果那不是非法的话），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被迫要视其为一个问题，即“旷工问题”，而不是一个正面现象 。我将这个开放性的问题归纳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是逐渐将人民交给消费主义，还是令他们见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时会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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