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描写魏晋名士风流的《世说新语》是依据什么完成的？名士|依据|精神|夏侯玄

_原题为 描写魏晋名士风流的《世说新语》是依据什么完成的？
原文作者丨宁稼雨
摘编丨安也
在《世说新语》所依据的蓝本中，《魏晋世语》《名士传》《语林》和《郭子》是主要而有代表性的四种。从这四种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人们对魏晋文人精神变迁的认识如何由浅入深、由模糊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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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描写魏晋名士风流的《世说新语》是依据什么完成的？】《<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宁稼雨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5月。
《魏晋世语》对于《世说新语》仍有借鉴作用
《魏晋世语》的作者为郭颁，他所生活的西晋时期还处在玄学清谈的发展变化过程当中，所以他还不可能对清谈玄学中文人的整体精神风貌做出概括和总结，从而加以表现。由于该书至宋代已经亡佚，所以原书与《世说新语》的传承关系已经难以知晓，但现存佚文可证《魏晋世语》对于《世说新语》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内容上看，作者似乎是在以令史的身份来撰写魏晋两代的历史逸闻。其中多为与军政风云变幻有关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从部分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出正始时期
（240—249年）
部分文人鉴于汉末清议运动失败而产生出与时政分离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和精神面貌。如该书记载李丰欲以夏侯玄代司马师事泄后夏侯玄被捕的情景：

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邪？卿便为吾作。 ”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邪？”钟会年少于玄，玄不与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钟君，何得如是！”
（《世说新语·方正》“夏侯玄既被桎梏”条刘孝标注引）

当时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不仅在政治倾向上是势不两立的冤家，而且在思想观点上也分立为两个不同派别。 “正始间曹魏集团中人善谈玄理，司马氏周围的人则推重名教” （罗宗强《玄学与士人心态》，第69页）
。作为曹魏集团和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夏侯玄是提倡“自然” ，抵制“名教”的核心人物。袁宏《三国名臣序赞》评论夏侯玄说：“君亲自然，匪由名教。 ”夏侯玄曾明确地将“自然”作为“道”的代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 ”正因如此，他才对身为司马氏死党、以纲常名教作为统治和陷害别人工具的钟氏兄弟横眉冷对。
故事表明，从正始年间开始，文人依其政治和思想派别不同，形成不同的营垒：在野的文人名士崇尚“自然”；在朝的则讲究“名教” 。二者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由此也产生了文人名士疏离政治、醉心自我身心自由的精神追求。这一新的社会精神动向不仅受到郭颁的注意，而且也同样受到刘义庆等《世说新语》的作者的充分关注。这样，《魏晋世语》所萌发的表现士人崇尚自然、疏离政权的精神追求就成为《世说新语》等六朝志人小说的普遍题材。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尚不能最后确定，但可能性却十分大。叶德辉曾根据刘孝标注中往往以引证《魏晋世语》文字来与《世说新语》原文互证异同的现象，推测“则临川此书或即以之为蓝本也”
（《世说新语佚文》序）
。尽管类似故事在《魏晋世语》的佚文中并不多见，说明反映这种精神变迁的工作未必被作者当作撰著其书的主要目的，但它对《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以反映社会精神主潮变迁为己任的做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示作用。
从形式上看，《魏晋世语》也采用后来《世说新语》按内容分类的方法。《三国志·魏志·裴潜传》裴松之注在引用韩宣的一些故事后说：“按本志，宣名都不见，惟《魏略》有此传，而《世语》列于《名臣》之流。 ”这就表明，《魏晋世语》也选取了这段故事，而且列在《名臣》一门内。那么，与《名臣》并列的，应当有另外一些门类。这很可能就是《世说新语》采用的以类相从的门类体制。而这种体制不仅仅是归纳魏晋文人精神气质的细腻层次、将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定格入类的新颖方法，还反映了当时人对精神分野评价的新鲜认识，其对当时及后来人的认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