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 这些早年互联网的“记忆”之关键 , 或许不在其所包含的“语义”内容 , 而是其中透露的鲜活“语法”——彼时 , 互联网的使用者和建设者的身份交织 , 成为一个世代对“地球村”式乌托邦理想的真实践行 。 能否将它、怎样将它传递给未来的人们 , 关乎我们自身将在历史中留下怎样的痕迹;而正是此处对于“未来”的设想 , 促使人们审慎地作出决断与行动 。
对数字人文而言 , 它所蕴含的这种潜能 , 同已获发展的方法手段之间 , 存在某种错配 。
对普莱斯那所谓“第一次浪潮”中的数字人文来说 , 此时数字人文的成就是以其文本的数字化“还原”为目的 , 大量精力投入到数据质量的提升和规范化处理之中 。 即便是进入“大数据”时代 , 理论的预设仍是数据中种种错误与偏差将最终被正确用法稀释 , 成为可忽略的“误差” 。 但面对仍处发生之中的数字洪流 , 看似无意的“错别字”和不知所谓的“缩略语”成为一种表达方式 , 种种对规范化的强调 , 反而将消除真正值得关注的“异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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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 , 上海即将被拆迁的弄堂 , 老居民通过手机 , 与旧居道别 。
另一方面 , 诸如“优惠’卷’”、“视’屏’”、“美食’届’”、“‘属实’厉害”这样的用法堂而皇之地广为传布 , 以至于在某些境况下正确的写法反而成为“异类” , 这样的局面也不会是我们希望留给后世的印象 。 数字人文“第一次浪潮”留下了丰厚的“规范化”遗产 , 在由经典的保存延伸到记忆的留存这一过程中 , 成为一把需要谨慎而又果断运用的利剑 。
对于这一现状 , 如今已有蔚为大观之势的数字人文 , 或许仍应聆听它草创时期学人所给予的评论 。
1973年 , 汉学家吴世昌曾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 , 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关键问题 。 他看到 , “以百万计”的新出土文物 , 提出了新的问题 , 其规模之巨 , “除非用电子计算机” , 根本不可能完成 。 但他并不寄希望于计算机本身 。 他写道:这“又得训练一批有高度自然科学知识的人 , 精通古代文献学 , 这样才能运用计算机解决你所说的’万万千千新问题’ 。 ”
这个看似“天马行空”的设想 , 点出了问题关键:数字人文能否直面其所处理的原始问题 , 因地制宜融入到问题的研究之中 , 决定了它是成为“把所有东西都看作钉子来敲”的“锤子” , 还是真正使知识的生产与传承进入更高水平的“梯子” 。 不仅对待出土文物和经典释义时理应如此 , 对原生于数字技术媒介中的记忆之流 , 恐怕也应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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