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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明|周建明：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基础科学研究？( 二 )


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类标准 ， 又可以追溯到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的基本观点：“进行基础研究并不考虑实际目的 。 它产生的是一般性知识以及对自然和规律的理解 。 ”基础科学的特性之一是它能开辟出多种引发进步成果的途径 。 “是所有实用知识的来源” ， 是“技术进步的引领者” 。 [6]
一定是对立的吗？
但是 ， 这种对科技研发分类标准在20世纪90年受到了挑战 。
1997年 ， 曾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D.E.司托克斯 ， 出版了《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一书 ， 对近代科学以来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了梳理 ， 特别是对二战以后美国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进行了分析 ， 发现布什提出的基础和应用两分法的范式有片面性 ， 从而提出了对研发进行四个象限的分类：
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既包含应用研究 ， 也包含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纯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还有一个象限是“包含那种探索特殊现象的研究 ， 既不考虑一般的解释目的 ， 也不考虑其结果会有什么应用 。 ”[7]
周建明|周建明：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基础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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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个象限的研究中 ， 最关键的是巴斯德象限 。 它着眼于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研究 ， 包括曼哈顿工程以及战略研究 。 这个概念的提出 ， 有力地解释了美国战后对科技研发投入中的关系 。
司托克斯看来 ， 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往往既包含基础研究 ， 也包含应用研究 ， 认为只有基础研究才促进了应用研究的线性观点是错误的 。 而对于政府的科技政策 ， 因为巴斯德象限上联着基础研究 ， 下联着应用研究 ， 使这几种研究相互关联与渗透 ， 无法截然区分 。 他以心脏手术为例：
1846年普通麻醉投入使用 ， 使外科手术成为可能 。 但到能进行心脏手术 ， 却经过了一个世纪 ， 这是由于一系列基础科学与医疗技术需要突破 。 卡莫罗和最普斯在1975年11月号《循环研究》（Circulation Reseach）上发表文章 ， 发现能够进行心脏手术实际上需要有三类研究的突破：与解决临床问题无关的基础研究；与解决临床问题有关的基础研究；还有与基础生物、化学或物理无关的研究 ， 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7%、25%和21% ， 其余剩下17%中有15%的开发和2%的评估与综合 。 司托克斯认为这个例子正好证明了一项重大突破 ， 包含着玻尔象限（纯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爱迪生象限（纯应用研究）的突破 。 [8]
这其实是科技进步中的常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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