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奇葩说、付费课程崛起的时代，知识分子更失落了吗？(20)_在知识传播领域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做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知识人和民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都处于古今中西的紧张冲突之中，外在的境遇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我们内在的语境，即心灵的脉络、思想的脉络、历史的脉络，又是一脉相承的。我们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用傅斯年的话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

如果让我去写一个老外，比如欧洲或印度的知识分子，恐怕有难度，因为我无法在他们的情境里面去想象。但是，对于民国知识分子，我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一样，会有一种情景投射。当然，这不是文学创作，还需要尊重人物自身的逻辑。

新京报：你所书写的对象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既包括像曾国藩、张之洞、汪精卫、陈布雷这样具有文人底色的政治人物，也包括像胡适、傅斯年、王元化这样的知识分子领袖，还包括像朱自清、顾城、王小波、史铁生这样纯粹的作家。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是有限的，你如何去“感受”那些并不具备相同经历的人物？

许纪霖：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的叶文心教授，她的导师是赫赫有名的汉学家魏斐徳，她当年做博士论文，导师希望她研究土匪，她就很犯难，她说自己家族里没出过土匪，家族成员要么是经商的，要么是像严复这样的文人。所以，后来她就改成写她熟悉的共产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