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奇葩说、付费课程崛起的时代，知识分子更失落了吗？(24)_在知识传播领域

新京报：你写摩罗的《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也让我惊叹。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很多人都对摩罗的突然转向感到无比诧异，但你却从中找到一条虚无主义者寻求精神信仰之路，在变化中找到他的精神底色，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转向？

许纪霖：摩罗和我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我们都是从启蒙时代中过来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被启蒙者变成启蒙者，但是后来他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很惊讶。我做人物研究，喜欢做的正是像摩罗这种多变的人物，去追寻他们多变中的不变。像梁启超的一生也是多变的，但在其多变的一生里，有些脉络是一直不变的，这不变的部分，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未必有清晰的认识，而这恰恰是研究者需要发掘的。

研究者最高的境界，不是复述研究对象自己已经意识到的部分，而是能够找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更深层的部分。

我对摩罗这类人并不陌生，他不是唯一发生这种剧烈转向的，但他又是极特殊的一个。他强烈地追求一种绝对信仰的东西，在启蒙时代是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是一套世俗学说，而非终极性的信仰，慰藉不了他对信仰的根本性追求；第二阶段他去皈依基督教，但他骨子里并不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还是中国问题，是一个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对他来说是外在事物，没法和自身内在的资源相匹配；当基督教信仰也落空之后，他才有了后来的进一步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