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变奏曲：帕慕克笔下的土耳其家国史( 三 )_苏琦

比如我们似乎难以理解，何以细密画师傅偶尔流露的对“法兰克人”三维立体绘画技法的些许欣赏与借鉴，竟然能招来一场杀身之祸，而源远流长的细密画本身所承载的伊斯兰审美和神学关怀，也颇令人有瞠目之感。

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乃至某种形式的怪诞的融合，在《白色城堡》一书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地展示。作者通过被土耳其俘虏的意大利主人公和其主人霍加互换身份这一精彩绝伦的故事架构，充分刻画了东西方貌似两极、实则充分“可互换”的关系。“我”与霍加有如孪生兄弟般的相像，以及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镜子”这一符码，都让人觉得东西方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为“他者”的宿命。

“霍加”对西方科学既羡慕其效用，又希望将其纳入自己既有的世界观的矛盾心态，充分反映了土耳其精英图谋现代化时所背负的传统的枷锁与重负。这一点，也很能引发中国读者的共鸣。而苏丹面对“霍加”在“我”的帮助下所打造的天文仪器时的态度，无疑让人联想到面对马戛尔尼进献的各种“奇技淫巧”时的乾隆皇帝。

在前现代的土耳其，科学需要改头换面让保守派接受。比如《白色城堡》中瘟疫的防治，得用恶魔来袭的譬喻加以阐明，根据攻击对象不同，恶魔或为人形或为鼠形。如此一来，针对人群的隔离措施以及灭鼠行动，便有了的神学依据。这种类似“中体西用”的把戏，看来是前现代国家共同的宿命。而“霍加”奉苏丹之命打造超级大炮的努力与失利及其在军队高层引发的反弹，无疑让人想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遗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