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观与道德立场( 四 )_：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

郑培凯指出史景迁有个有趣的写作习惯，他会同时进行多部作品的写作（最极端的情况是同时进行三个写作计划），每开始一本书的写作，他就在家中开辟出一个书房，这样的好处是截然不同的写作素材能够各归其位，井然有序。《康熙》于1974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深受读者欢迎。之后，他在1978年出版了第四部作品《王氏之死》，以山东郯城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农民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

乍看之下，《康熙》与《王氏之死》题材迥异，跳跃性极大。郑培凯告诉现场观众，这和史景迁的教学经历有关。根据耶鲁大学的规定，所有教授都必须给低年级本科生开设通识课。此类通识课通常就是每周一次的面向背景多元、专业知识有限的学生的讲座，要求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王氏之死》的灵感就来自史景迁为通识课准备的教案，为了向学生介绍清朝初年的中国社会，他着重介绍了一个法律案件，在一次次的演讲教学中，他观察学生的反应，不断精进内容，最后发展出了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

在这个过程中，史景迁也成为了颇受耶鲁学生欢迎的老师。郑培凯回忆称，在他担任史景迁助教的时候，一个通识课班上还只有60多个学生。十年后当他回校探望史景迁，导师向他“抱怨”称选课的学生多达700多个，恐怕要20个助教才来得及批改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