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观与道德立场( 六 )

然而进入21世纪,学术界又开始出现了在理论迷宫中迷失的情况,于是历史学家开始提出让史学回归故事讲述。此时人们赫然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这样做,他就是史景迁。姚大力指出,史景迁曾在历史学界回归故事讲述传统的前后在一个访谈中表示,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流行都相当短暂,尽管偶尔会出现马克思或韦伯这样影响深远的理论家,但不少一度盛行不衰的理论大多在与我们邂逅后即黯然离去。“他已经认识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被迅速淘汰,所以他不主张用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定不移地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然而我们应该承认,把枯燥的历史转化为生动的故事并非易事,在姚大力看来,史景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得益于他对细节的高度敏感。以《王氏之死》为例,他在这本书中展示了清初郯城乡村日常生活“年年难过,年年过”的残酷现实,写出了一个破败不堪、人人自危的底层社会。无论是在盛世还是危世,社会底层都是落在主流视野之外的边缘群体,如何从有限的史料中召唤出被人遗忘的生活经验,是非常困难的。史景迁一向把发现令人入迷的细节放在对理论的关注之前,他与学生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一次对话就反映出了他的这个特点:彭慕兰在史料中发现了淮北农民雇佣守夜人坐在田间的沟渠上对付来偷庄稼的盗贼,在与导师分享这则史料时,史景迁的第一反应是,从这里可以体察出深深陷入绝望的农村社会,即使这样贫穷,还要雇人看守那片注定要丢失的庄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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