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观与道德立场( 五 )

“他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热情——不是对现在的时事有什么兴趣,而是对历史人物的状况、经历、处境有浓厚的兴趣。你会发现,他写东西好像进入到历史里了。他写《追寻现代中国》,也尽量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讨论整个中国的发展。”对于自己的导师,郑培凯如此评价。

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观与道德立场

讲座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唐小兵、郑培凯、姚大力、鄢秀

史景迁的历史观:讲好故事比卖弄理论重要,个人关切比宏大叙事重要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讲故事的历史学家’,这个题目很好,确实把史景迁最鲜明显著的学术风格凸显出来了。不过要是再加一个词我觉得会更好,应该叫‘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姚大力说。

事实上,从196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史景迁笔耕不缀的这半个多世纪亦是欧美中国史研究领域风起云涌、变化不断的时期。1960年代,社会科学化潮流席卷中国研究,大有将老式汉学传统取而代之之势。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1967年提出了口号“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为这个趋势吹响了号角。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社会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概念被发扬光大,马尔库塞、福柯、萨特、伽达默尔、德里达、葛兰西、年鉴学派、解构主义、文本批评、底层研究、性别研究等视角纷纷进入中国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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