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拉丁化|“语文”是自卑的产物应该改回“国文”_汉字拉丁化|汉字发展史|国语

【汉字拉丁化|“语文”是自卑的产物应该改回“国文”】“语文”可是你的真名姓？
我国“语文”课程承担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学习和国学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这一课程的名称原为“国语”“国文” ，为何将“国”字去掉而成为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标识的“语文” ，究其因，除了对于“言文一致”“言文并重”的强调以及新时代除旧布新等重要因素外，还与上世纪40年代我国课程建设所处的整体文化语境有关。可信者往往不可爱，这一更名的背后凸显的是国人“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梁文道语）的进程中的内在紧张与纠结，有着一种无奈、自卑和一种深刻的文化之痛。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张之洞首用“语文”一词， 1887年他在所呈的《创设水陆师学堂折》中就写有“挑选博学馆旧生通晓外国语文算法者三十名为内学生”“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庸下之才，语文但取粗通”等数句。“语文”的本义是“言语（口语）文字（书面语）” 。经过几十年使用，这一词语在解放前已经是一个常用词了，但其成为一门重要课程的名称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
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人把中国教育的落后归罪于中国汉字书写的繁难上，于是纷纷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陈独秀提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主张；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蔡元培也憧憬着一种世界通用的文字，提出 “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一文中也“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魏建功（建国后担任过北大中文系主任，参加过第一套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工作， 1950年与叶圣陶、宋云斌等五人被推举为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起草员）也发表了《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等文章，提出“驱逐方块鬼、建设新文字”的主张。
当时国内的扫盲运动和文字拉丁化改革的世界潮流相契合，使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受到了许多学者和官员的支持。后来被并称为“鲁郭茅巴”的这些文坛泰斗以及语言学家黎锦熙、郭绍虞、吕叔湘、王力和诗人柳亚子等人当年也都积极支持和倡导过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35年叶圣陶（10多年后在建国前夕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建国后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郭沫若、巴金、周扬、胡愈之（建国后任第一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胡风、胡绳（1949年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张春桥、夏衍、董纯才（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等688人签名《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提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茅盾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说：“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只有废除汉字，才是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最正确的道路。”郭沫若在《请大家学习新文字》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新文字要不要的时候，而是我们应该赶快学、赶快采用的时候了。”1937年底至1938年底，在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人主持和教育家陈鹤琴大力支持下进行了3万难民的扫盲实验试教新文字。1940年3月， “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五次大会，参政员董必武、沈钧儒、陶行知等联名教育部要求实验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