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拉丁化|“语文”是自卑的产物应该改回“国文”( 二 )_汉字拉丁化|汉字发展史|国语

在解放区，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的主张在40年代末的时代变化中也有了实践的条件，许多人对利用这种新文字扫除文盲和半文盲寄予了厚望，认为用拉丁化新文字比汉字更容易做到“话文合一” 。无论是开展“新文字冬学”还是建立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都得到了大力支持。1940年12月边区政府颁发的《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1941年6月4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推行新文字与扫除文盲》指出：“只有用新文字代替了方块字，才能创造出真正合乎科学、合乎文法、合乎口语、善于沟通国际文化、善于发表现代思潮的中国大众语文，而使中国的文化大大提高一步。新文字不仅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上是锋利的武器，而且在提高文化、发扬学术上，它也是比汉字更高一级的文字工具，这是1933年以来大众语文论战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前进的文化界所一致公认的真理，曾经鲁迅一再解释过的” 。柳亚子也在《我对于拉丁化中国字的关系和以后的希望》中提出：“我以为凡是象形文字都是落伍的，拼音文字才是进化的。尤其在中国，要扫除大多数的文盲，象形文字万万不能胜任，更非拥护拉丁化新文字不可。”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1949年5月，吴玉章、黎锦熙、叶圣陶等共同组建文字改革研究会。该协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和试验中国文字改革方法。是年10月，研究会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进会” 。叶圣陶出任该协会的编审出版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沈雁冰、周扬、胡乔木、胡愈之、胡绳、徐特立、陈望道、陈鹤琴、郭沫若、陆定一、董必武、魏建功等任常任理事。而这个协会中的不少成员恰恰也亲自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教材的编写。有着倡导新文字背景的教育人共同促成了建国初第一套《语文》教材的诞生。这套教材和新的课程标准的推出使得“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名称的正式确立。梳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作为历史误会的旨在废除汉字的新文字运动正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名称中民族、国别标识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标识缺失的一大文化背景。那个时代潜在的思维逻辑就是：既然我国语文改革终点是拼音化，汉字将成为被替代的语言符号，那么我国语文课程名称中的有关标识问题的有无已无足轻重了。
课程名称是课程本质属性的语言凝结，各国社会母语课程的本质属性均为民族性和言语性。“国”为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识， “语”和“文”则是语言文字的简称。将“国语”“国文”更名为“语文”绝非仅仅是文字的改变，其中暗含了对于民族性的忽视，实践中也就代表了不同的教育思路。新中国成立后汉字拼音化曾经是国家战略。上世纪50年代颁布并推行的目标曾被设定为“为推行简化汉字和进一步采用拼音文字奠定良好的基础” 。新课改之前小学教学中要求学生直呼纯拼音课文而忽视写字和书法教学等，都留下了汉字拼音化的历史遗痕。毋庸讳言， “语文”课程名称内蕴着一种文化自卑情结，这种不自信必然造成课程建设上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教育专家马智强先生认为：“语文”是一个功利化技术化的名称，更名“语文” ， “代表国家、民族的‘国’、代表古国文化的‘文’都被轰下台了，只剩下代表工具的赤裸裸的‘语’和‘文（书面语）’” 。教育人毕唐书先生提出：“语文学科应该理所当然地称为‘国语’ ，把母语文化——国语名之为‘语文’ ，是对其本质属性的阉割。”北京十一中学校长李希贵也认为：“告别了‘国语’的当代中国语文教育，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在几代人身上生生地把母语的根基断绝了，而且至今不从这方面反省，我们甚至已经丧失了这方面的反省能力，因为在我们几代人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国语’的记忆。”“我们不应当矮化汉语教育，工具化汉语教育，让语文回到‘国语’ ，是名至实归、天经地义的事。”王丽在《高考语文丢失了什么》一文中指出：“‘国文’‘国文’ ，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即开启童蒙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 ‘我’是中国人。它给我们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烙在我们情感和意识的深处，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但‘语文’好像只是一个模糊的所指。……两者无论是在符号学，还是语义学上的内涵都不一样。”程更新在《“语文”“国文” ，并非仅是一字之差》一文中也指出：“‘国文’这个词，或许更加能够激发起学习者对祖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热爱，能更直接地作用于人的心灵，更能够让我们把对课本中那些优美的文学作品的爱，转换为对中华文化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