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同文馆风波：中日教育的天壤之别_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史|日本大

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效果却迥然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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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重读甲午》，作者系近代史研究者。出版有《辛亥残梦》、《北洋往事》、《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等十余部著作
【京师同文馆|同文馆风波：中日教育的天壤之别】中国古话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同光年间各军工企业的不尽如人意，无疑与现代科技文化人才的匮乏有着直接的关系。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回忆录中说，他有一次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但后者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争辩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问他何时能见成效，李提摩太说：“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李提摩太是晚清知名传教士，后于庚子年后创办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的前身），他说的这次谈话大概发生在1886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这时离洋务新政已经二十多年了。当然，李提摩太的讲述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从李鸿章的早期言论看，他对教育的看法未必如此（后期有所变化另当别论）。
早在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牍函中即指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可“专设一科取士” 。在当时崇尚科举、鄙薄工商的社会氛围下，这一建议无疑有些惊世骇俗了。之后，李鸿章又在论机器局事中再度阐发其观点：“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倾数千百万之赀财，竭亿万众人之心思，积数百年之动力，乃能精坚若此”，“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1874年《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提议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数门”，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 。可见，当时的李鸿章也不完全是那般的急功近利。
在西强东弱的局势下，清廷也试图有所作为。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即为一例。开办之初，同文馆以旗人子弟为招生对象，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其最初设想不过是培养翻译以助对外交涉。孰料恭亲王奕4年后的一个奏折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走向。
奕重视洋务众所周知，他见京师同文馆经办数年未见成效，而当时又急缺洋务人才，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将京师同文馆的职能由外语教学（英、法文为主）转换为语言与洋务并重，以更快培养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
奕乃皇族出身，他对旗人子弟的素质习性素有了解，因而所提办法就是从生源中入手，以便捷的方式选取最优秀的人才。奏折中，奕提出京师同文馆陆续增设天文算学馆、化学馆等新馆，今后的学员将从正途人员中选取，范围是年龄30岁以下举人、优贡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
奏折公布后，立刻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御史张盛藻随后上疏抗议：“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在士大夫们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天文算法、营造器械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简直就是儒林中的奇耻大辱。
张盛藻的贸然上奏遭到奕?的驳斥。为表示对天文算学馆的重视，清廷任命了三品京堂、太仆寺卿徐继畲充任总管大臣，而之前的官员都是低级官员，馆内的教习甚至只是月俸八两的八品以下官员。鉴于朝中的保守势力暗潮涌动，奕连续上了两个奏折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