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外法权|李夏恩：“治外法权”百年真相( 二 )_治外法权|绞刑|中国近代史|历

这一事件只教给了洋人两个词：“连坐”和“以死抵死”——为了抓捕一名罪犯竟然无理羁押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并且将所有在广州的西方人扣为人质。
不推定任何犯罪动机，没有陪审团，没有证据展示，更没有律师法庭辩论，只根据杀人偿命这样野蛮律条就判处死刑；甚至在官方做出了公正审判、无罪开释的承诺后，还对犯人进行秘密处决。毫无疑问，中国法律的野蛮、粗鄙、不公不义而且草菅人命——几乎侵犯了所有西方式原则，已给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04年由乔治·亨利·梅森（George Henry Mason）编辑出版的《中国酷刑》（The Punishments of China），以其对中国残忍刑罚的细致描写和精美的彩色插图受到西方大众的欢迎，很快推出了英法两种版本，畅销一时。由于这书的副标题是“关于中国司法的十二幅版画”，因此其中描述的酷刑也被当成中国式司法的同义词。
鸦片战争前，中西方对司法管辖的明争暗斗
“绝不能让中国官府对本国臣民所行使的绝对专制权力运用到我们头上” 。1784年“休斯女士号”事件成了一个导火索，加上中国逐渐积累的“酷刑帝国”的野蛮名声，使英国人决计寻找一个既不让本国无辜人民受到伤害，又可以让中国人满意的方法。
他们想到的解决方案是，由中方划给英方一个通商口岸，在此通商口岸内“华人可处于本国司法管辖下，但英国臣民则服从英国法律，英方官员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1787年，一支由加斯科特上校（Colonel Cathcart）率领的英国使团肩负着这个方案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但使节本人却在途中死亡，出师未捷。
接下来是著名的马戛尔尼伯爵，1793年，他以祝寿之名对华访问。但结果众所周知，在洋人“该不该跪”的问题上，皇帝用一纸严旨把“红夷”打发，确切地说是“驱逐”回国，其他任何事情免谈。
这次出使的最大成果，是马戛尔尼的随访记录成了当时的畅销书，其中自然少不了关于中国残忍酷刑的描写，还配上了随行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出色的酷刑纪实水彩画。
在之后的50年里，洋人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同胞陷入中国“不公不义”的司法和酷刑中。他们找到了中国司法的灰暗地带——只要悄悄塞给中国官员一笔“意思”，中国官员就不会弄得这些夷人“不好意思” 。
就在《中国酷刑》出版的3年后，“海王星号”上的一群水手就在劣质酒精的驱使下聚众斗殴，还打死了一个中国人，“意思”的作用在此时凸显，官员最终判定肇事水手罚12.42两了事。
1820年和1821年的两起英国船员杀死华人案也都以同样的方式了结，在1820年的案件中，想翻案上访的死者家属甚至还遭到中国官员的严惩。
但还是在1821年，初来中国不久的美国人倒了霉。美国商船艾米丽号的水手特拉诺瓦从船上丢下的坛子，正巧砸到了中国妇女郭梁氏头上，人死了，这是一桩很明显的过失杀人案，深谙中国习俗的美国领事威尔考克斯特意划出15000银元，让船长卡普兰摆平这件事。
但卡普兰深信特拉诺瓦无意伤人，纯属无辜，理应“接受公平的审判，还其清白” 。特拉诺瓦被交给中方，四天后，中方还给美国人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这就是西方人相信中国司法公正的下场。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长久下去。1839年7月12日，30多名喝得醉醺醺的英美水手在香港尖沙咀上岸，借着酒劲儿与当地华人大打出手，一个叫林维喜的中国人被打死。
时任英国对华贸易总监义律打算再一次打出“意思”的王牌，但这次，他面对的是被后世中国人奉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意思”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