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一战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二 )_二十一条|中国近代史|日本中国

不幸的是，会议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陷入困境。在议席问题上，中国被视为三等战胜国。其次，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列强无一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在和议签订最后时刻，北京政府对是否在和议上签字，不置可否。顾维钧与陆征祥商议之后，决定放弃在和议上签字。由此，巴黎和会成为五四运动的触发点。
相较于二十一条抗议运动，五四运动的规模更大。二十一条抗议运动，基本人群为大城市中有文化的群体。而五四运动，非但学生为其先导，其抗议人群，波及工人、商会、市民、手工业者，抗议浪潮波及全国所有大中型城市。并且，南北各军政要，也纷纷支持运动。
二十一条抗议运动至五四运动，民众自发组织能力不断加强，政治意识被不断唤醒。一战和日本，在这里充当的，都是中国民族意识被唤醒的触媒。
两场帝制：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
1915年至-1917年，是一战在欧洲如火如荼之时，中国连续出现了两场复辟帝制的“革命”（颠覆现行政权的造反行为）。
毫无疑问，要恢复帝制，就要颠覆共和国。但是，为什么袁世凯和张勋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1915年年底，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从筹安会成立开始，就愈演愈烈。袁世凯帝制有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即“二十一条”导致袁世凯政府蒙受强烈的屈辱感。
杨度在1915年四月著名的为帝制鼓吹的文章《君宪救国论》，将对日交涉之愤懑，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袁世凯读完《君宪救国论》，大加赞赏，亲笔题字，赐杨度“旷代逸才” 。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帝制之失败，西南护国军固然给了北洋军不小的压力，日本政府不赞同，甚至以武力威胁袁取消帝制，也是重要原因。
1917年，随着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提出，段祺瑞主导的北洋政权再次将参战问题纳入议程。段祺瑞强硬主张参加协约国，而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积怨甚深，在参战问题上，意见相左，引发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黎元洪邀请驻徐州的张勋北上调停时局，张勋借此机会复辟帝制。
不过，第二次复辟，比第一次袁世凯复辟失败得更仓促，前后不过十二天而已。张勋复辟之前，数次联络日本，希望获得支持，但日本政府对帝制不表支持。并且，在反张勋复辟的讨逆战争中，日本积极在经济上支持段祺瑞，使得段祺瑞能在短期内组织起讨逆军。
留美精英的崛起
回顾这段历史，有几个问题应当注意到，并对近代中国发生持续影响。
第一，一战对于中国来说，是个突然发生的意外状态。此前列强都同意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被打断了，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势力在华上升。
第二，中国内部的权势转移。由于青岛主权问题、二十一条之抗争以及围绕中国山东主权问题巴黎和会之失败，中国早期留日并有一定亲日倾向的精英阶层，不断被边缘化，相反，留美之精英，无论在舆论市场还是政治前途上，都大为被看好。1919年前后，可以注意到的是，胡适在知识界发生了巨大影响，而在外交界，顾维钧则逐渐成为主导性人物，这两人都是留美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