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金雁:谁断送了沙俄的改革?( 二 )


索尔仁尼琴对斯托雷平盖棺定论是:为了俄国“他毫不犹豫的押上了自己的生命”(第694页),以一人之躯挽救了俄国,“把俄国从崩溃的边缘引向复兴之路”(第691页),“他开拓和创造了俄国历史的全新时代”(第685页) 。这样不吝篇幅地对一个历史人物大肆颂扬,是索翁作品里很少见到的 。
对于阅读《红轮》的读者来说,最大的困惑在于,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大捧斯托雷平呢?作为俄国知识分子“天然反对派”代表,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对沙俄时代的“铁血宰相”赋予这样深厚的个人感情呢?有人曾用对苏联时代“矫枉过正”的“价值反转”来解释这其中的缘由,认为索尔仁尼琴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暴政”,而为被这个“暴政”摧毁和否定的前朝人物平反,当然是顺理成章的 。
的确,第一卷的构思与写作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与剧变以后的政治民主多元化时代不同,那时在国内“一元化”的政治高压下,所有人物的评价一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准绳,沙俄时期的政治人物全都以单一脸谱化的“凶残敌人”的形象来处理,民间的各种改革思想只能在地下暗流涌动 。作为被苏联时代彻底否定的沙俄“国粹改革家”——斯托雷平——受到思想敏锐的索尔仁尼琴的关注与重新“正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
但是,仅用否定苏联时期的价值评判而坚持反向的立场,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因为在苏联时期被否定的沙俄政治家、改革家何其多也 。与斯托雷平齐名的“双子座”的另一子,谢尔盖·维特,同样在苏联时期被否定,但索尔仁尼琴对他不仅不去“矫枉过正”地大赞,反而沿袭了苏联时期对他的大加鞭挞(当然理由恰恰相反,苏联人骂他维护旧制度,索翁则骂他破坏旧制度),甚至对遭到布尔什维克枪杀而现在俄罗斯人充满同情、已经被东正教封为圣徒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索翁也是时有批评 。显然,索尔仁尼琴的褒贬有他的价值理念和逻辑体现,他想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否定“红轮”,肯定“白轮”,而是借此表达对沙俄改革进程的历史评判以及他所向往的俄国发展模式 。
忽神忽鬼:对斯托雷平的评价大起大落
斯托雷平出生于古老的贵族世家,他的父辈和亲属里有苏沃洛夫和莱蒙托夫等俄国历史名人 。他的父亲是沙皇的侍从武官,母亲是哥尔察科夫公爵的女儿 。1884年,斯托雷平从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毕业以后进入农业部,1899年先后任科文省的县、省首席贵族,此后在政界平步青云 。1902年,刚刚40岁的斯托雷平就出任格罗德诺省省长,成为当时俄罗斯最年轻的省长 。一年之后,他又出任欧俄大省萨拉托夫的省长 。在萨拉托夫,斯托雷平以强硬的治理手段而闻名,曾3次遭遇暗杀 。1906年4月,他被沙皇一纸急电召回彼得堡,被委任为内务大臣,当年7月8日又成为内阁总理并兼任内务大臣 。在4年时间里,斯托雷平完成了四级跳,从一个不属于首都上流社会的“外省贵族”,成为沙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的第二号人物 。
从索尔仁尼琴的叙述中看,斯托雷平不但是俄国变革时代的中流砥柱、为俄国利益鞠躬尽瘁的肱股之臣,而且是被人误解、背负骂名、忍辱负重的改革家、个人道德品德高尚的楷模 。在《红轮》第一卷写作与出版的上世纪60-70年代,这个形象与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宣扬的斯托雷平有着本质的差别 。
在苏联时期,斯托雷平是作为“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而闻名于世的,连小学生都知道斯托雷平是双手沾满革命鲜血的刽子手、铁血宰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所主导的第三届杜马是最右的“反动的黑帮杜马” 。当时非常流行的两个术语——“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为绞杀革命者到处树立绞架使用的绞索——“斯托雷平领带”(此名词是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在杜马辩论的时候所创造的,据索尔仁尼琴说,事后罗季切夫后悔不已,恳请斯托雷平原谅他,后来又在杜马讲坛上当众表示收回此话,但是覆水难收,这个名词从此名留青史 。第694页)——都曾经是苏联中小学历史考试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 。那么,这两种形象哪一种是斯托雷平的真实面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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