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金雁：谁断送了沙俄的改革？( 四 )_俄国革命|俄国沙皇|金雁|历史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新斯拉夫主义者，是一个坚定的反西化派人士，是一个把“1917年”与“1991年”都作为“学习西方”的靶子来批判的人，是一个不仅反对“十月革命”，而且连“1905年宪政”和“二月革命”都反感的人。于是，斯托雷平不仅因为其铁腕被严重夸大而需要辩护，甚至不仅因为其经济改革而需要赞扬，而且在文化精神上成为抵制“西化”的英雄。
反之，维特尽管在抵制暴政方面比斯托雷平更清白，在经济改革上也很有成就，但是在索翁眼里，他是“西化”的罪人，而1917年的“西化灾难”似乎他也有责任。
索尔仁尼琴竭力称赞斯托雷平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纠正了“维特新政”中诸多错误。索尔仁尼琴这样评价道：斯托雷平从维特手中接过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和混乱不堪的国家”，他上任以后力挽狂澜。在索翁看来，由于斯托雷平的前任维特“低三下四模仿西欧”，不顾自身的独特的历史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制定了一部“西化”色彩浓厚的宪法。“维特宪法”的出台过于仓促，考虑欠周全，它的颁布不但没有平息动乱，“反而引来了十倍的错综紊乱，猛烈冲击和扭转了千年航船的整个历史航线”（第658页），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斯托雷平的第一大功绩，就是把曾经驾驶俄国这艘航船的维特船长偏离的航向矫正过来。
但维特怎么就成了个“西化”人物呢？这要从“1905年革命”谈起。
去年汪介之先生对我在《倒转红轮》一书中批判高尔基不满，写了长文对我严加驳斥。其中就指责我关于别尔嘉耶夫等前立宪民主党人“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的说法为“杜撰” 。汪先生是俄罗斯文学评论和俄国文学史家，对作为文学背景的社会-政治史似乎不太了解。他对“1905年革命”的认识大概是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说法。这种说法把“1905-1907年革命”当作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民主革命”，以“十二月武装起义”、街垒战、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波将金号战舰起义等为主要内容，而“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者则是看客，甚至是沙皇的帮凶。如果“1905年革命”就是以上内容，说别尔加耶夫参加了当然是“杜撰” 。
我们姑且不论后苏联时代的新认识和苏联以外的看法，仅就“革命”当时及事后论，那时对立各方，包括列宁在内都不是这样说的。例如，列宁当时就说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杜马是“最革命的议会”，俄国出现“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的对决，而且那时“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这是其他各党还做不到的。政府方面的维特也说：“1905年俄国革命最严重之处，当然不在于工厂、铁路这些企业的罢工。”维特回忆录中几乎没有谈与民粹派及社会民主党人的交锋，处处讲的都是杜马“完全倒向左翼”和“在杜马中执牛耳的立宪民主党”；他指责的不肯妥协的“极左分子和一大批革命家”主要也是这些人。
就其主流而言，“1905年革命”是一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主导的、以民选杜马对政府的抵制和街头抗议为主要形式并伴随农村中“土地骚乱”的社会运动，其诉求是以宪政民主（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取代专制政治，并按杜马的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它的发生有些偶然：1905年1月9日发生“流血星期日”惨案，当时加邦神父带领大批工人高举沙皇像，唱着圣歌进行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并实行选举。请愿并非左派发动，也不激进，但却惨遭哥萨克士兵开枪镇压（谁下令至今仍是历史之谜）。惨案引发全国抗议浪潮。
面对动荡的政局，沙皇后悔不已。他于当年10月召见了刚从美国签订《日俄和约》回来的政府总理、自由派贵族维特伯爵，希望他能够提供可以挽救俄国的建议。维特指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镇压和退让，而他本人倾向于实行第二种方案。维特向沙皇陈言，“镇压在理论上是可以采取的，但未必有效，即使有一个敢做敢为的将军愿意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第896页）镇压举措将使沙皇彻底丧失“慈父”形象，不如主动限制部分专制权力，引入现代政治的因素，赐予俄国一部宪法，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促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杜马君主制”过渡，并在与宪政即代议制改革相配套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平稳的经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俄国摆脱险境。维特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