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金雁：谁断送了沙俄的改革？( 五 )_俄国革命|俄国沙皇|金雁|历史

不知妥协的民族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沙皇对此犹豫不决，统治集团内部部分开明派认为，维特的方案不妨一试，并认为在兵力不足情况下实行军事独裁，一旦镇压失败会激起更大的反弹。因为1月9日的流血让手上沾血的人心有余悸，害怕被记入“历史黑册” 。军方很多人不想再把枪口对准群众了，因此倾向于让维特来收拾残局。迫于形势的压力，沙皇同意发展普选法原则，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 。
1905年10月，维特临危受命出任大臣会议主席，起草关于国家杜马的新法律。这个杜马虽然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全面的立法权，沙皇也没有成为“虚君”，但是杜马至少有了立法否决权，此后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任何法律不得生效。沙皇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但不再能为所欲为。俄国没有采用欧洲式的君主立宪制，但可以被视为“半宪政”体制，从此俄国开始了司法独立和多党制的发展进程。由维特起草的《10月17日宣言》颁布以后，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通过大选，组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第一届杜马。代议制开始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面对选举结果，维特主张由自由派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他向社会各界呼吁，请给他几周缓冲的时间以解决危机。他撤换了半数的大臣和34名省长，取消了戒严和军事状态，从首都撤走了军队和哥萨克，撤销了内务部长特列波夫和一批警察高官的职务，废除了酷刑，免予追究参与运动者的一切罪责等等。
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自由派都“不愿见好就收”，不接受维特提出的入阁请求，拒绝妥协，不同意在当局已经启动宪政进程的条件下割掉“革命的尾巴” 。左派（革命民粹派与社会主义者）更是不依不饶，对他们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下的革新更过瘾。《10月17日法令》公布的第二天，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发动了新一轮的罢工和街垒战。这样就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良好时机。原本就不情愿让出权力的贵族保守派认为，维特的宪政主张不但没有帮助政府平息革命，反而让那些“颠覆者”和“激愤反对派”得寸进尺，他们的“激进性和不驯服性”“进一步敞开了革命的大门” 。（第660页）
于是，体制内赞成维特政治改革的力量便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向后退，国内的强硬保守派逐渐得势。维特被权贵阶层认为过于同情“左派”和具有“自由化”彩色，成为时局的替罪羊。其实，维特本人也是斯拉夫派的信徒。他事后表白说，他本人“在灵魂深处是君主专制主义者”，当时向俄国引入宪政的因素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好恶。当时俄国各种力量的人都承认一点：俄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已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变革已迫在眉睫，这是一个“自然的进步运动”（第901页），“若想使它不致引起无政府主义，政府就需要自身勇敢而公开地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第895页），争取主动权。也就是说，与其让别人推翻沙皇政权来实行革命立宪，不如自己立宪来占领制高点以求延续统治权。
维特事后痛心地说，当时杜马中的反对派和当局中的强硬保守派在政治上都不能冷静思考问题，不懂得妥协和换位思考；他们几乎都不讲分寸，目光短浅，激进得如同凶神附体，根本不考虑现实。反对派荒诞地认为，“10月17日法令”没有达到目的，一切以沙皇名义颁布的法令都是极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科夫不但不合作，反而以最后通牒的口气道：“在你们接受我们的全部纲领以前，我们不会给你们一点支持，也不会给你们一点时间。”就这样丧失了可以达成体制内外妥协的绝好机遇。而在权贵阶层看来，那些在《宣言》公布后浮出地面的反对派阵营像“野兽一样发出狂嗥”的“疯狂行为”将会给俄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必须坚决镇压。维特说，这些权贵阶层开始形成保守反动的右翼，他们也同革命自由派左翼一样的疯狂，一样的无耻，我尽力了，但是也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