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克里米亚的历史宿命( 三 )_克里米亚|靼鞑|军事历史|历史

令克里米亚载入史册的当代国际史重要事件，莫过于二战结束时在此举行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此会晤，并达成了著名的《雅尔塔协定》。这一国际文件对缓和反法西斯盟国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协调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行动、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此次会议上制定的列强利益分配方针，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雅尔塔体系” 。
赫鲁晓夫“送礼”留下隐患
1954年，为“庆祝”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与俄罗斯“结盟”300周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称“鉴于克里米亚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有共同性、地域接近、经济和文化关系密切”，将克里米亚作为“恒久友谊的象征”划归乌克兰。
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也许就是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或“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的游戏，毕竟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属苏联。但赫鲁晓夫绝对想不到，30多年后苏联这个牢不可破的联盟会分裂成15个国家，他的一时兴起事实上奠定了克里米亚成为当前乌克兰政治冲突重心的历史根源。
1976年，鞑靼人获得平反，但并未获准重返故土。苏联当局在驱逐鞑靼人的同时，动员和组织大批俄罗斯人移居至此，俄罗斯人开始超过乌克兰人，成为克里米亚半岛最主要的居民。从这时起，鞑靼人在克里米亚总人口中的比例大概在1/4左右。
分离运动的兴衰起落
在苏联当局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导下的历史书写、记忆书写及象征符号工程，不仅没有消解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分歧、完成“苏联人”的认同构建，相反催生了三种不同的克里米亚认同：对于直至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得以返回“历史故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而言，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克里米亚才是他们唯一的家园；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克里米亚先天就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沙俄帝国的荣耀，鞑靼人则是金帐汗国统治者的同族，是外来侵略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乌克兰人而言，克里米亚无论从地理还是从文化等角度看，都是乌克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上溯至中世纪的基辅罗斯时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激化了苏联内部被掩盖的种种矛盾，最终导致了苏联的骤然解体。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乌克兰被较为激进的独立主义思潮左右。1990年7月16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发表国家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苏联。
而克里米亚在此前的1991年1月20日就举行过全民公投，结果在81.4%的合格选票中，有93.3%支持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一来，克里米亚就成了苏联最后一个成立的自治共和国，也是唯一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采用这种政体的地方主体。
此时，其他原苏联框架内的自治共和国体制正在受苏联解体的牵连，几乎分崩离析，而1944年被斯大林强制迁移至哈萨克斯坦等地的20余万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回归，以及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分离运动的逐渐壮大，都给这个半岛的未来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苏联解体初期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政界、商界、媒体和学术界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克里米亚势必成为冲突之岛。1993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甚至警告，一场围绕克里米亚的持久、剧烈、血腥及可以想见的核纷争或会出现。悲观主义者预测，克里米亚在最坏的情境下将重复南斯拉夫的内战模式。
不同的分析人士列举了诸多正在将克里米亚引入万劫不复前景的因素，其中包括诸民族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不同诉求、急剧恶化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乌克兰政治版图中的边缘地位、寻求获得高度自治乃至分离的普遍要求及支撑能力、外部大国尤其是俄罗斯的深刻影响等等。可以说，苏联的解体为克里米亚的认同重塑创造了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也使其自治或分离运动获得了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