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廖太燕：晚年沈曾植与民国政治_沈曾植|张勋|王国维|民国|中国

【沈曾植|廖太燕：晚年沈曾植与民国政治】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寐叟，近代学者，因学问湛深，被公推为学坛祭酒，王国维称赞他：“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沈乙庵尚书七十寿序》）。在王国维看来，沈曾植治学既能承袭前贤，又能导引后学，是位包容万有、继往开来的名家。
1922年，沈曾植逝世，王国维赠挽联一幅：“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从为学为文、为人为政两个方面给沈氏作了准确的定位。然而后世研究者多关注前一项，有意无意地忽略后一层。其实，自1880年中进士以来，沈曾植历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江西广信府知府、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护理安徽巡抚。虽然在宣统年间就致仕归田，但辛亥鼎革后，他又重新介入到政治领域，成为民国前期清室复辟的关键人物之一，这往往为钟情于他的研究者所避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嘉兴静养的沈曾植匆忙避乱沪上。同时，不忘与同道在寓所海日楼共商时事。次年2月，获悉溥仪下诏逊位，沈曾植等哀痛不已，“我辈乃同起北面而跪，叩首哀号。闽人王叔庄跪地不起，大呼曰：‘国破君亡，臣不欲生矣。’又数日，余复见先生，问先生曰：‘事己如此，我辈将如何？’先生泪流满面，执余手而言曰：‘世受国恩，死生以之，他非所知也’”（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
骤然而巨大的社会变局，让沈曾植无法适应，于是，他伪称足疾，数月不下楼，独自消化内心的苦闷与抑郁。他不时为故国沦亡而悲戚伤怀。1912年4月郑孝胥《答沈子培》：“老向穷途道更穷，膝痕穿榻槁书丛。堂堂白日人谁在，杳杳高楼世岂通。守死自甘等丘貉，逃虚未暇托冥鸿。行逢宿草何妨哭，留阅兴亡只两翁。”从诗中可见其惨淡的心境。
经历了数月的沉寂，沈曾植逐渐提起心气，与散居各地的遗老联络，并相与筹划了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当时各地有数个遗民聚居点：青岛以恭亲王溥伟为中心，包括于式枚、刘廷琛、王宝田等，形成了组织“宗社党” 。上海则以江苏缙绅恽祖祁、恽毓昌父子最为积极，又以瞿鸿禨、沈曾植、李瑞清为中坚。粤港包括汪兆镛等，罗振玉等则在海外活动。其中青岛、上海两地遗老的复辟欲望最为强烈，他们屡屡南北联合，密谋活动。他们还与张勋、徐宝山、张怀芝、张作霖等军人以及逊清朝廷的师傅陈宝琛、梁鼎芬等声气相通。
在三十多年的民国史上出现过数次复辟活动，溥仪《我的前半生》就曾说到：“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 。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
在1912年底1913年初，他们就筹划过一次军事活动。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他的文书报告第三百九十三号《复辟运动近况》记录：“本月一日（1913年2月1日）夜，宣统复辟运动分子恽祖祁、恽毓昌、郑孝胥等在姚文栋住宅会晤，得情报如下：在上海的复辟运动积极分子恽祖祁父子、沈曾植、郑孝胥等，与青岛的同志遥同声气，密使往来，极为频繁。”关于这次夭折的计划，始末大致如下：1912年夏，溥伟、于式枚、陈毅等在刘廷琛青岛的寓所“潜楼”密议：利用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统治还不稳固的时机，定于1913年春天在济南依靠张勋的“辫子军”发动武装复辟。会后，溥伟派王宝田进入张勋幕府，专门负责筹划武装起事事宜；另由陈毅、于式枚、温肃、刘廷琛预先草拟复辟檄文。不过，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假意参与，却又密告袁世凯，袁遂严加戒备，又对张勋施以收买，授之为定武上将军。谋划就此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