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廖太燕：晚年沈曾植与民国政治( 三 )_沈曾植|张勋|王国维|民国|中国

另外，沈曾植还要处理好与其他复辟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他与刘廷琛在国家制度的具体构成方面看法不同，也担心刘的冒进会毁掉大业。沈曾植与升允在借助何种力量方面（升允提倡“用蒙、回之策”）有过争论，《王国维致罗振玉札》（1917年2月19日）提到：“乙言素（升允）是日到，而于素极多不满，盖由用蒙之说为之。”康有为“虚君共和”的主张与沈曾植完全恢复君权的追求也有本质的差别。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沈曾植与他们保持着相对融洽的关系。
1917年5月，北洋军阀派系内斗导致了“府院之争”，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而段则唆使督军们起事，黎无奈，只好招张勋入京调停。6月，张勋率领数千辫子军北上，借机复辟。他原本计划直接入都，但到天津时，得知日本人不支持，遂停止行进，态度上也变得犹豫不决。先期赴京的刘廷琛、陈曾寿、胡嗣瑗等人大为恐慌，愤而求去。沈曾植赶忙去信，以为尚有转圜之望，劝刘、陈留在天津别走，还有文章可做。又建议他们迅速邀请康有为入京，凭借康与张勋的关系，定然会有效果。
6月8日，沈曾植给刘廷琛发去密信，特别嘱咐了几点：既然题（复辟）已暗点，明点也不可缓，要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行动，让党人们“仓卒无从措手抗拒”；要刘廷琛规劝张勋避免让徐世昌掌握权柄，不然将会受制于人；对汤化龙、梁启超可加于利用，但不可令参帷幄；成事之后，选一位谙熟故事的旧章京（如劳乃宣、汪甘卿）处理内务，让梁敦彦与辜鸿铭处理外交。他又给刘氏打气，指出国内外各大势力的态度是有利于复辟的，“孙文扬言不反对，唐（继尧）、岑（春煊）皆观望不前，李烈钧入粤之谋，为东人干涉而止。闻寺内（日首相寺内正毅）意，惟复辟不干涉，他必干涉” 。
信中附有他代拟的《复位奏稿》、《第一月行政大略》和《第一诏书》三个文件。其中，以张勋、黎元洪等人为名执笔的《复位奏稿》云：
为沥陈国情，敂请复位，以拯万姓事。窃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以立者非他，则君臣大义、尊卑天下，定位而已矣。有史以来，吾中华国民以五伦五常建邦保疆也，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达道，要必借君臣道立，而后四者得有所依而不紊，五常得有所统而可推。民彝自天，欧亚殊性，犹目睛肤色之不同，不能削趾以适屦也。廿载以来，学者醉心欧化，奸民结集潢池，两者相资，遂成辛亥之变。我孝定皇后，大公博爱，徇中外之请，让政权于袁氏，冀以惠安黎庶，止息干戈，至仁如天，万邦倾仰。而袁氏云云，继之者复云云，五载于兹，海内沸腾，迄无宁岁。生民凋瘵，逃死无门，在国者思旧而不敢言，在野者傒苏无由达。臣等蒿目时艰，病心天祸，外察各国旁观之论，内察国民真实之情，靡不谓共和政体，不适吾民，实不能复以四百兆人民敲骨吸髓之余生，供数十政客毁瓦画墁之儿戏。非后胡戴，穷则呼天，臣勋等请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与臣元宏（洪）公同监誓，环敂宫门，恭请我皇上升太和殿，收还政权，复位宸极，为五族子民之主，定统一宇内之基。臣等内外军民，誓共尽命竭忠，保乂皇家，以安黎民，以存黄种。惟我皇上，大慈至德，俯允所请，则天下幸甚，群臣幸甚。臣勋等诚惶诚恐，昧死上奏。
沈曾植对近代以来的欧化思潮以及依此而建立的共和民国大为不满，认为这种新制度不适合国情，未能让国民获得多少利益，反而酿成祸乱，不如恢复旧制。这与他在维新时期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强学会”的正董，他曾力倡新学，以利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