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丁业鹏：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 三 )_立宪派|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内阁

国会请愿运动中，清廷屡次下旨拒绝请愿，立宪派说，“君主不负责任”嘛，谕旨经过大臣署名，都是大臣的责任，然后公然对清廷谕旨进行猛烈批判。从前不搞立宪的时候，哪里有人敢于质疑清廷谕旨。现在立宪了，君主不负责任了，发的谕旨却被批得七荤八素。
立宪派的第二招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 。“神圣”一语，是立宪派鼓吹立宪时的口头禅，可是实质上，所谓“神圣不可侵犯”，在立宪派看来就是你是老大你靠边站，不要插手世俗事务。孙宝瑄说：“盖惟君是神圣不可犯，又不负责任，而议会专与内阁对待，于是国政有失，人民可与宰相抗争，较论是非，而天子不与焉。”[《忘山庐日记》（下），第1230页]这一观念也是立宪派约束君主的一道紧箍咒。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中，资政院要求清廷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载沣下了一道硃谕，不答应，并特意不经大臣署名，表示由“君主负责任”，不和你们玩“君主不负责任”这一套。硃谕一出，资政院大哗，立宪派也大哗。议员刘春霖在资政院会议上很不客气地说，“本员昨日看这硃谕，似监国摄政王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还说，“立宪国君主本立于安荣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摄政王要是知道，又岂有不愿就安荣的道理呢。”（《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第405-40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神圣不可侵犯”不是无条件的，君主想要“神圣不可侵犯”，就应该“就安荣”，“就安荣”就应该靠边站。
在中国传统中，君主的神圣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君民是一体的；另一方面，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力的神圣性是一体的”（刘泽华：《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炎黄春秋》2011年第六期）。而自从鼓吹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从前拥有的两方面的神圣性都没有了。以前君主是“人民”的代表，现在议院才是人民的代表；以前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现在在立宪派“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式的制度假设中，君主毫无实权，掌握最高权力的是议院。
【立宪派|丁业鹏：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所以，刘廷琛弹劾资政院时很犀利地说，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政府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谁能代表人民，谁就能“神圣”，谁就能掌握最高权力，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大公报》反过来批评刘廷琛说，“区区以国民公仆之刘廷琛，而胆大于身，公然敢参我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政院，已足骇人听闻矣。”（《大公报》1911年3月1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说起来好听，实质上是用议院剥夺了君主的权力和神圣性。
立宪派的第三招是“万世一系” 。中国人本没有“万世一系”的观念，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胜于专制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同时，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也成了说服中国皇帝答应立宪的诱饵。
1904年，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奏请立宪，说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所以，“立宪政体者，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孙宝琦的这次上书在立宪派中激起很大反响，但政务处并未予以转奏。到了1905年，慈禧召见端方，端方向慈禧鼓吹立宪，慈禧说：“立宪如何？”端方说：“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一听，乐了，说：“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戊戌变法》（四），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