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王宏志｜中国式尊敬：1793年马戛尔尼对乾隆敕谕的回应_马戛尔尼|乾隆|王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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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王宏志｜中国式尊敬：1793年马戛尔尼对乾隆敕谕的回应】乾隆像（威廉·亚历山大绘）
对于乾隆这份敕谕，二十世纪初英国读者所讪笑，以及后来不少学者所关注和批评的，是他们认为其中展现出乾隆的高傲、封闭，以至无知的一面，以其落伍的天朝思想审视正在强大崛起的大英帝国的使团，对西方科技发展漠不关心，断送了及早自强，与西方接轨的机会。这样的态度自然离不开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二十世纪初中英两国的历史背景。不过，这样后见之明的诠释近年已受到强力的挑战，一些学者认为乾隆阅读过马戛尔尼送来的乔治三世的国书后，已清楚认识到英国的扩张，且起了戒心，除对接待大臣多加指示外，又谕旨沿海官员小心提防，因此，敕谕不单没有侵略性，甚至包含很大的防卫性。我们不在这里深入讨论乾隆的思想和敕谕的内容，只会集中分析马戛尔尼在接到敕谕后的回应（关于乾隆敕谕翻译及其他相关的问题，参王宏志：《“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乾隆致英国王乔治三世的三道敕谕及其翻译问题》，《复旦谈译录》第三期[2021年3月]待刊）。
我们知道，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时，乾隆指派内阁大学士松筠陪同南下。马戛尔尼在日志里记录了他在接到敕谕后曾跟松筠讨论敕谕的内容，并提出一些疑问。另一方面，松筠在向乾隆的奏折中也汇报了马戛尔尼对敕谕的反应。过去人们都只是通过马戛尔尼的日志和松筠的奏折，大略知道马戛尔尼的回应。但其实，马戛尔尼原来曾对乾隆敕谕作过书面的回答，更提出新的要求。就我所见，所有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都没有提及这份书面回答。这不能不视为马戛尔尼使团研究的缺失。
根据马戛尔尼的日志，他是在10月21日跟松筠讨论乾隆两道敕谕的内容，关于这次谈话，松筠也有向乾隆汇报。尽管他也稍为提及马戛尔尼所提的问题，但可以预期，松筠的汇报是一面倒地充斥着天朝话语，大概的模式是马戛尔尼在收到乾隆敕谕，并得到松筠的解说后，认识自己提出要求的不合理，有违天朝体制，衷心地后悔，然后见到大皇帝不加怪责，且赐赠礼物，他们表示莫大的感激。在松筠的汇报里，这些懊悔和感激的描述都十分夸张，例如在第一份稍为简短的汇报中，有“今奉到敕谕才知道所请各条不合天朝法制，总是我等荒忙的缘故，心里甚是惭愧”“该贡使免冠屈膝，甚为欣感”“察其词色，颇能领悉，兼知悔悟”（《钦差松筠奏为英贡使称恭读敕谕始知所请各条不合缘由片》，《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 406-407页）；第二份相关奏折说得更详细，有“敬听之余，甚为感悦”“该贡使等听闻之际，意甚领悟忻喜”“今见大皇帝所办之事，俱按大理，敕谕各条，我等如今已能解说，实在心里敬服”“感激愧悔，发自天良”“察其词色，其悔过惧罪之念，实出于畏威怀德之诚”等（《钦差松筠奏报行至武城贡使至舟中面谢并禀述各情及当面开导情形折》，同前， 439页）。不过，虽然我们相信马戛尔尼在跟松筠讨论时会十分有礼客气，尤其他对松筠的评价非常正面，说他友善（An Embassy to China, p.178），开放和热诚（Macartney to Dundas, Chekian[Zhejiang], near Han-chou-fu [Hangzhou fu], 9 November 1793, IOR/G/12/92, p.98），但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这样的卑躬屈膝，更不可能有什么“悔过惧罪之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