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王宏志｜中国式尊敬：1793年马戛尔尼对乾隆敕谕的回应( 四 )_马戛尔尼|乾隆|王宏志

这里所指的就是上面提到松筠向马戛尔尼解说敕谕汉文和满文本没有谈及英国人不再信奉天主教的部分，但马戛尔尼在这里没有说明是由松筠告诉他的，只是继续说，在到达广州后，他会把各文本原件送回给和珅，好让他能核正。
不过，假如这问题只停留在宗教方面，那便十分简单，因为对于清廷来说，英国人信奉什么宗教，的确无关痛痒，更何况敕谕本来就没有提过英人更改国教的问题。但最关键的是：马戛尔尼接着说，通过检视这些文本，和珅便会发现，拉丁文本的一些表述改变了乾隆敕谕的意思，把乾隆原要向英国国王表达的友谊之情减低了（He may find other expressions also alter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diminish the sentiments of the friendship intended to be conveyed by His Imperial Majesty to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同前， 189页）。这就让事情变得很复杂，因为涉及的是两国的“友谊” ，马戛尔尼是说乾隆本来对英国国王十分友好，但敕谕拉丁译文没有完全把这友谊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由于拉丁文本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两国的友谊遭受破坏。马戛尔尼这说法不但构成对译者十分严重的指控，本身也有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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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
马戛尔尼说过，敕谕拉丁文本英国人改变宗教的说法不见于汉文和满文敕谕，是经由松筠告诉他的，但他所说敕谕拉丁译文有不见于原来敕谕、对英国国王不友善的表述，究竟是谁告诉他的？马戛尔尼没有交代。但他的指控是不准确的，客观来看，乾隆敕谕本来就没有表现什么的友谊，却的确带有对英国王有不尊重的表述，当中充满天朝思想，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尤其是第二道敕谕，有学者形容乾隆对乔治三世的说话是“充满威严的、像雷鸣一样的、严厉的、终极的”（majestic, thunderous, damning and final ，见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The Prelude to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p.89）。至于拉丁文译本，下文马上指出，译者后来向马戛尔尼承认对原来敕谕作了改动，但这些改动不但没有破坏两国的友谊，正好相反，拉丁文本就是让一些太不友善的表述稍变缓和，因此，马戛尔尼将矛头指向译者，把敕谕所表现的天朝思想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是完全不对的。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是否因为他接收了错误的信息？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有人故意误导，向马戛尔尼提供错误的信息。这人不会是松筠——马戛尔尼不可能跟松筠讨论这样敏感的问题。表面看来，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使团译员李自标，因为他是当时使团里唯一一个能够看懂汉文本和拉丁文本敕谕的人。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实在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对他个人以至他希望推动的宗教活动都没有好处；而且，尽管他参加使团的动机是宗教方面的，且在后期对马戛尔尼有些不满，但整体来说，他对使团是忠诚的，行事和翻译都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出发，实在没有理由刻意提供错误的信息，恶意破坏中英两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