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儒理学大师薛瑄生平事迹及主要历史贡献（组图）( 二 )_明朝|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他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以上均见《读书录》)他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见《从政名言》)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动人事迹广为流传。今日新鲜事br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期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内容来自br />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500余户，捕得200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却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大理寺卿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对别人说：“此老倔强犹昔!”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白道：“辨冤获咎，死何憾焉!”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www./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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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年间，青年时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导下，专心攻读宋明理学，颇有造诣。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明成祖命胡广编著)，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顾寒冷，仍然燃烛苦读。他在读书中，如有心得体会，便立即记载下来，后来记得多了，便集成《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两书共23卷，后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copyright br />
薛瑄推崇程朱理学，在思想上总的是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明中叶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他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见《读书录》)“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若无气，理定无止泊处。”同时，明确指出“理气决是二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理与气无间亦无息。”“理气浑然而无间，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以上均见《读书续录》)他坚持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一气。”“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均见《读书录》)以上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正确，应该充分肯定的。br />
薛瑄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他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又说：“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说：“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见《读书录》)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copyright br />“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复性”说，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不难看出，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copyright br />教育大家 copyright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