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翰林院有何变化？区别在哪里( 四 )_明朝|翰林院|

早在皇太极登基不久，天聪三年，就已经有文臣入职皇太极的书房，当时称为书房官，例如当时著名的汉臣范文程就曾是皇太极的书房官。到了顺治年间，翰林院(或内三院)的大学士和学士们已经有入值的情况存在，只是当时还未形成制度。据《词林典故》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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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年冬，命内院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更番入值。
到了顺治十六年，翰林院入职制度正式确立了入值侍班制度，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曰：
顺治十七年六月谕:“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令翰林官直宿，联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
当时入值侍班的基本情况是：从翰林院抽取读学士、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3人，编、检各6人，合计24人，分为三班，轮流入值在顺势身旁。这样，每班有读学士、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一人，编、检各2人，共8人。入值侍班制度从此延续多年，并且声势越来越大。
清朝为何会如此强化翰林的入值侍班制度呢?从本质上说，有两方原因：
其一，清军入关后，顺治、康熙两位皇帝冲龄即位，在继位之初，各方面学识智慧都不算超群，他们需要更多的翰林儒生们进行日常辅导，所谓“选博学之人辅导，讲究文义”。
其二，皇帝发布诏令、谕旨等代表着最高权力，因此字字句句都需要熟悉儒学的大臣来斟酌，翰林院有精力、有能力来胜任这份工作，因此才让翰林院入值侍班。
以上两个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入值侍班最初的两个目的，第一是辅导帝王学习、第二是做皇帝的文书，帮皇帝起草诏令等。
随着入值侍班制度的发展，到了康熙时期，又形成了独特的“南书房”，以高士奇、张英二位翰林大臣入南书房为标志，清朝翰林院入值制度发展到了高潮。此时的“南书房”，已经不是普通的“入值侍班”，而是作为康熙执政的智囊和私人秘书了。据《养吉斋丛录》云：
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
可见，最初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翰林三者分工明确，南书房地位虽然特殊，但其本质上还是翰林入值侍班制度的升华。
创新(三)：推动翰林院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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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朝明英宗之后，虽然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这仅仅说明了内阁成员都来自翰林，但并不能说明翰林官员的普遍地位。清朝康熙时期，随着儒学成为清朝官方的主导文化，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都得到高度的重视和强化，从事这些工作的翰林们地位相比前朝，明显提高。他们因为常伴皇帝左右，而得到皇帝的信任。以熊赐履和李光地为例。
熊赐履在翰林院人掌院学士四年，屡次主持经筵日讲，就被提拔为武英殿大学士，直入内阁。凭借给康熙讲课，就能迅速成为朝廷大员，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李光地是康熙最为信任的汉臣之一，康熙二十五年，李光地人翰林院掌院院士，开始入值侍班，因此得到康熙的赏识，后来李光地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另外，再如高士奇，此人出身低微，因为才华出众，被康熙以翰林的身份召入南书房，成为一时之权臣。
再对比明朝时期的翰林院，《词林典故》云：
翰林院迁官始自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循至学士。其转则吏部尚书、侍郎,以至内阁，不及他途。
也就是说，明朝时期，翰林官员虽然有升迁的途径，甚至可以位极宰辅，但这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翰林学子，空耗半生，没有机会成为侍郎、尚书、内阁宰辅，也就沉寂下来。有明一朝，翰林官员的地位普遍不高。同样的道理，在《啸亭续录》中说的更加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