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江洋:西方误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维分析:利益、体系与思维———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道( 五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它同时在唤醒各种文化“ 初心” 。 实际上在各种传统文化里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印度教的“ 梵我合一”、伊斯兰教的“ 乌玛”、非洲的“ 乌班图” 等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雏形 。 但是各种宗教、文明的共同体思想几乎都是同质性的无法包容异教徒和异类;且其大部分形成于奴隶制或小农经济、农牧经济时代无法适应工业信息文明时代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互联时代的各国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可通过从外围国家递进到核心国家的路径让更多的人认识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
如果不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也正因为是中国提出 的许多对中国的误解也体现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疑虑与误读这就是“ 中国悖论” 。 一些西方国家反对中国提出的任何理念当然也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 。 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将其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 。 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 L . 凯利在总结了 600 万年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后 观察到每一次人类技术进步都会带来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 。 他大胆预测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进步导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即将迎来第五次组织形式的变革人类将生活在 一个共同体的未来 。 这表明有些西方的有识之士其实是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只不过因政治原因导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时间难以被普遍接纳 。
总之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既呈现无知与偏见也有利益驱使、趋势担忧反映 西方不习惯、不甘心“ 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 的理念挑战普世价值观这是利益结构、体系惯性、思维方式问题综合因素的结果 。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
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固有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西方国家从立场而非事实出发来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 。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构成中西方叙事之争的两大主题 。 化解西方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在于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机制化、利益化推动“ 一带一路” 与联合国全面深入对接践行真正多边主义 。
化旧知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做到知行合一、有效推进 。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也对各种优劣互现的思潮进行摒弃与提升 。 中西方先贤都有天下大同、永久和平思想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理念却与之存在不同之 处 。 前者都以文明高地或文明同质性为前提 。 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建立在其他国家都实现“我”的共和制为归宿以同质性为前提和目标容易演变为民主和平论、民主输出的悲剧 。 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 ”
求新知 。 我们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跨界融合共同体;迈入万物互联时代要摆脱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 。 马克思主义从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结合到与传统文化结合其中国化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 当今世界全球大流行、气候变化等挑战层出不穷、日益严峻原有机制和思维无法应对一些国家 故此开历史倒车导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盛行助长反全球化、反体制、反智运动这更加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 新问题、新领域更要抛弃冷战思维倡导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 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
致良知 。 许多发展中国家质疑中国逐步富强起来我们还是命运共同体吗? 毫无疑问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天然命运共同体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防止最坏、防止核战争和追求最好、世界大同之间的选择 。 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 技术创新一方面在削减“ 中心—边缘” 体系另一方面催生国际思潮大变革 。 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热议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还要关注世界上十多亿没有用上电的人们关注数字鸿沟、信息壁垒改变周而复始的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 。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获取新冠肺炎疫苗方面由于贫穷国家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人类正经历关于疫苗的灾难性道德崩塌 。 中国率先宣布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人民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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