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译者 ， 首先要求的应该是信实 ， 即使文笔不逮 ， 也应尽量做到符合原意 。如果按照此一标尺进行量度 ， 就会发现严复的《天演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不合格的译作 。为了迁就自己的观点 ， 他不惜篡改原著者赫胥黎的本意 。赫胥黎是达尔文最忠实的传扬者 ， 对达尔文进化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居功厥伟 。但也正因为赫胥黎对达尔文的学说理解深刻 ， 因此 ， 他才不会同意同时代的人将达尔文对自然界的进化理论的研究 ， 推而广之 ， 放诸人类社会 ， 他更不会认可动物界的弱肉强食可以作为人类社会恃强凌弱的公理 。
在原著的第七章中 ， 赫胥黎写道：
“最强者和自我求生力最强者 ， 总是趋于蹂躏弱者 。”
然而这句话却被严复改译为：
“故善保群者 ， 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 ， 常灭于邻 ， 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 。”
仿佛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结成群体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无法避免的弱肉强食中竞争求存 。
在原著的第五章中 ， 赫胥黎写道：
“不幸的是 ， 这个形容词（人类的纯粹理性）的意义经历了这么多的改变 ， 以至于把它应用到为了共同的善而命令人牺牲自己的理性上去 ， 现在听起来几乎是有点可笑了 。”
但对严复来说 ， 赫胥黎的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会让自己这个舍己为群的主张者感到不适 ， 因此 ， 他完全扭曲了这句话的意思 ， 变成了：
“盖惟一群之中 ， 人人以损己益群 ， 为性分中最重要之一事 ， 夫而后其群有以合而不散 ， 而日以强大也 。”
赫胥黎的本意就这样被严复通过错译的方式被完全扭曲 ， 严复也乐于在书中的按语里引出自己所欣赏的斯宾塞 ， 并用他的观点修正 ， 甚至是反驳赫胥黎的观点 。在严复看来 ， 斯宾塞的群学完美诠释了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合二为一的 ， 只要能够使群中个体相信自己是群中一员 ， 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会将群体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 ， 并为了群去自我牺牲——尤其是在危急存亡之时 ， 没有了群体的庇护 ， 个体又该如何生存呢？
严复的用意可以理解 ， 他所身处的时代正是危急存亡之秋 ， 在世界种群竞争之中 ， 中国已经落于下风 ，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
这也就是他的系列论说的最后一篇题为《救亡决论》的原因所在 。不过饶具意味的是 ， 这篇阐发救亡图存方法的文章 ， 实际上却是一枚扔向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炸弹 。严复在论说中抨击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这篇文章在1895年5月1日开始连载刊发的目的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 ， 因为次日便是全国各省举子齐聚北京参加会试的日子 。而1895年的这场会试 ， 注定会在近代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 一千余名举子痛于甲午战败之耻 ， 联名上书 ， 要求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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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公车上书情景的《伏阙陈书》 。
身在北京侧近天津的严复 ， 自然不会不知道这起事先张扬的公车上书 。他的《救亡决论》可以说正中这些科举考生的下怀 。从某种程度上说 ， 这也是严复自己一出胸中愤懑 。就在两年前的那个寒冬 ， 严复回到福州 ， 参加乡试 。这是严复第四次 ， 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乡试 。这一次 ， 他依然铩羽而归 。在写给友人的诗作中 ， 他自怨自艾道：
“四十不官拥皋比 ， 男儿怀抱谁人知？药草聊同伯休卖 ， 款段欲陪少游骑 。
君来渤海从去春 ， 黄尘埃垓愁杀人 。末流岂肯重儒术 ， 可怜论语供烧薪 。”
1895年成为了严复命运的转折点 ， 科场失意被水涨船高的社会名望所弥补 ， 四篇论说的刊布以及《天演论》的译成 ， 让他名声大著 。他因此结交了诸如梁启超、张元济、汪康年等一众革新人物 。从这一意义上说 ， 如果将19世纪末的中国比作一个竞技场 ， 那么严复依靠自己过人的天资与敏锐的洞察力在这场救亡图存的竞技中一路披荆斩棘 ， 拔得头筹 。身为一个福州贫寒之家的医生之子 ， 他的每一步几乎都是靠自身努力才能走到如今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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