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如何被科学证实?400多位学者,20年心血( 二 )


王巍最头疼的事 , 是如何将这些自然学科与考古学捏在一起 , “这些可都是非常自信的强势学科” 。 而且是由两位考古学者来领导各自然学科的专家——总计近400多位 , 20个学科 , 半数以上是教授和研究员级别 。 与王巍共同担任执行专家组组长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赵辉 , 一位声音低沉、直言不讳的学者 。
几乎在王巍向科技部争取项目的同时 , 赵辉也在做一项有关文明起源的课题 。 2000年 , 赵辉找到北大考古学教授严文明 , 商量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启动一个古代文明研究的课题 。 严文明点头同意 , 并担任主持者 , 当年他已年届七十 , 年高德劭 。 这个课题将全国诸多“最热闹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研究者集中到一张圆桌上 , 结项于2004年 。 同一时期 , 社科院考古所也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 展开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 , 先后召开了九次研讨会 。
事实上 , 对文明起源进行宏观探讨 , 自90年代起已经跃跃欲试 。 考古学家苏秉琦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 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等考古学者陆续发表文章 。 数年之前 , 这还是敏感话题 。
考古学界人人都心知肚明 , 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文明探源是考古学科发展至此必然要抵达的一站 。
考古学狂飙突进地驶过了80年代 , 一系列新石器时代大发现 , 令人耳目一新 , 同时也大惑不解 。 那是中国考古难以复制的“奇迹年代” , 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大墓、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殿堂式遗址等先后面世 , 这些距今5000多年的遗址 , 透露出在早于夏商一千多年前 , 中华大地多个地区已有王权与阶级出现 。 疑惑产生了:根据传统“中原中心论”的观点 , 中原才是最先进和最发达的 , 却并未发现同时期的典型遗址 , “中原中心论”还能站得住脚吗?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考古发掘现场 。 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面对谜团 , 苏秉琦、严文明等学者作了理论层面的解释 。 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说 , 勾勒出全国六大区系并立的模式 , 更为形象的说法是“满天星斗” 。 苏秉琦强调“多元” , 严文明继而提出“一体” 。 他认为中原文化区由于地理上位居中心 , 易于吸收四面八方的文化 。 千百年间 , 空间阻隔逐渐打破 , 各区系彼此交流日益深入 , 最终从多元走向一体 。 多元一体论 , 至此成为解释中华文明史的核心框架 。
考古实践和理论的携手飞跃 , 使得中国考古实现了一次跨越:从物质文明史转向古代社会研究——穿透那些陶罐、玉石、神符、墓葬、城址的表面 , 窥探古代社会是如何运转的 , 又是何时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 从无数个点 , 到几条线 , 再编织成一个面 。
“以前不是不关心古代社会 , 是没时间、来不及 。 因为基本的文化面貌还弄不清 , 相对年代关系、绝对年代关系都不清楚 , 这张年表还模糊着 , 怎么去做历史研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但80年代的新发现让学界不得不重视起古代社会研究 , “不是一个两个人 , 是一阵风” 。 因而 , 启动一个总体性的探源工程 , 亦是水到渠成、意料之中 。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 就是一项新的工作 。 ”他回想起当时的平静 , 笑着说道 。
与考古学家的胸有成竹不同 , 对于考古遗址发掘者来说 , 探源工程的机会是难得的 , 他们以进入工程为荣 。 “这是个国家项目嘛 , 一个人、一个单位参与国家项目的机会不是很多的 。 ”赵辉说 。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 , 成为令人羡慕的对象 。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 , 在观象台遗址上复原的陶寺观象台 。 摄影/本刊记者 孙自法
探源工程于2002年春天启动 , 2002年到2003年是预研究阶段 , 考古工作基础较好的中原地区被作为试点 , 陶寺和二里头两大都邑性遗址 , 则成了最早的试验田 。 纲举目张 , 待到工程正式启动并逐渐深化 , 探源工程形成以都邑性遗址和区域中心性遗址为重点的布局 。 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和辽河三大流域 。
“我们意识到必须要找都邑性、中心性的遗址 , ”王巍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 , “可以说 , 就是寻找都城 , 寻找反映王权的最直接的证据 。 ”曾经 , 墓葬是最受瞩目的考古发现 , 也是各地考古的重点目标 , 因为墓葬里往往埋着满坑满谷的文物 。 但一个社会达到何种复杂程度 , 人们如何生活、祭祀、耕种、畜牧、战斗……需要从更宏观的城址中透视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