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如何被科学证实?400多位学者,20年心血( 四 )


最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 , 不断被吸纳进探源工程的名册 , 用来填补更大范围内的文明起源图景 。 一个硬性规定是 , 年代必须落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之间——这是探源工程划定的时间范畴 。
2021年 ,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入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 高级墓葬中随葬着象征等级身份的玉钺和石钺 , 体现了早期国家中的阶级分化 , 迅速进入探源工程;2017年入选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 也被纳入其中 。 这两处较新的遗址 , 为黄河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填上了新的拼图 。 王巍说 , 四大都邑之外 , 纳入探源工程的三大流域中心性遗址 , 已有不下20处 。
纳入探源工程 , 为具体的考古项目带来了直接帮助 。 高江涛一一列举:首先是多学科介入 , 让考古项目拥有更丰富的技术手段;其次是聚落考古理念的渗透 , 提倡用总体视角全面认识古代社会;以及 , 带来了经费支持 。
工程以三到四年划分阶段 , 每个阶段陶寺大约能获得300多万元经费 , 在国家文物局的田野考古发掘经费之外 , 为本不宽裕的考古队缓解了部分经济压力 。 考古经费捉襟见肘是常态 , 相比之下 , 以前可能还宽裕些 。 陶寺考古老专家跟高江涛说过 , 70年代得到6万元考古经费时 , 简直不知道怎么花 , 而现在人力、物价已飞涨 。 高江涛说 , 探源工程的经费虽然有限 , 但对遗址的持续发掘有所助益 , 这很重要 。 “挖一锹就跑了 , 一两年就走了 , 怎么能有重要发现呢?”
宫殿遗址区边缘 , 一人高的土埂遮出小片阴凉 , 高江涛叠起四块砖头 , 在土埂的遮蔽下歇一口气 , 聊起浙江良渚遗址令人羡慕的发掘条件和遗址公园 。 陶寺遗址至今仍简陋得如同荒野 , 发掘区连个遮阳棚都没有 。 陶寺被地方政府重视 , 只是近几年的事 。 政府为了借助遗址开发旅游 , 专门修建了与高速路连接的陶寺旅游公路 , 从窄窄的单车道 , 扩宽到双向四车道 。 旅游公路旁边 , 陶寺博物馆正在浇筑地基 。 高江涛觉得这是中原地区特有的烦恼——文化遗产太多 , 难以面面俱到 。

良渚遗址群文家山墓葬中布满玉器 。 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技的尺度
高江涛低着头在宫殿遗址区来来回回 , 从烈日当空走到落日西垂 。 发掘过后的区域已经回填 , 这里那里零星生长着草丛 。 突然 , 高江涛俯身扒拉几下黄土 , 从地下掏出了一块书包大小的石头 。 石头一面有圆润的凹槽 , 磨得光滑剔透 , 他一眼认出来 , 是一块石磨 , 古人用来研磨颜料 。
他把沾着泥土的石磨搬进汽车后备箱里 , 带回工作站 。 这样一块石磨 , 通过科技设备的检测 , 或许能提取出植物被磨碎后残存的植硅体或淀粉粒 , 进而分析当时使用的植物 。
植硅体是植物细胞内的微体化石 , 在显微镜下透出玻璃的质感 。 植硅体包含着种类鉴定的特征 , 可以存在长达百万年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人类演化与环境考古专委会主任吕厚远擅长农业考古 , 也是探源工程环境考古课题的重要成员 , 他用显微镜做考古 。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利用植硅体分析 , 科研团队从10000年前的浙江上山文化、7000年前的河南裴李岗文化、6000年前的关中盆地仰韶文化遗址到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 , 都发现了水稻化石 , 修正对水稻传播链的认识 。
吕厚远起初是一位地质学家 , 他最早研究的对象 , 是跟植硅体一样微小的孢粉 。 在他求学的80年代 , 地质学内部已经开展起环境考古 , 但直到探源工程后 , 才与考古学深入联合 。 十几年来 , 他在研究万年尺度气候环境变迁的同时 , 也参与千年、百年尺度的探源工程课题 。 他的团队采集分析了上千份现代植物的植硅体样品 , 形成样品库 , 继而建立起我国旱作和稻作农作物植硅体鉴定标准 , 勾勒出中国农业起源和农耕文化发展的时空格局 。 这套标准已经被国内外同行认可并使用 。 “探源工程带来的影响 , 就是我们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方向 , 做出这些研究 。 ”吕厚远说 。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 , 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顺畅 。 分歧来自于各个方面 , 比如 , 自然科学学者习惯以大尺度看问题 , 而考古人员习惯于在遗址内部思考 。 不同的工作方法带来相异的思维方式 。 地质学家曾经走出考古遗址 , 到附近的湖里采样 , 因为湖泥沉积的地质信息保存完好 , 能一层层分析出此地何时是森林、何时变为草原……这与考古人的工作方式不同:在遗址之外采样 , 能有可信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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