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敦煌,一个值得被世界铭记的地方( 二 )


可问题是 , 王道士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期 , 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在内忧外患下苟延残喘 , 随着八国联军入侵 , 老佛爷逃出北京城 , 统治者保命都来不及 , 哪里顾得上保护什么文化?
敦煌“遗孤”
这些文物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 王道士不清楚 。 于是 , 他徒步50里路 , 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 , 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 。 王知县不学无术 , 把经文视作发黄的废纸 ,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1902年 , 敦煌换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 。 王道士又向汪宗翰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 。 汪知县当即带了一队人马 , 亲临莫高窟察看 , 顺手拣走几卷经文 。 临别时扔下一句话:就地锁存 , 由王圆箓看管 。
汪宗瀚把拿走的写卷和绢画送给了甘肃学台叶昌炽(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 。 叶学台马上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 , 立即建议甘肃省局转运省城保管 , 但众人一合计 , 光运费就需五六千两银子 , 于是陕甘总督以经费紧张为由 , 拖而未办 。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 , 王道士仍不甘心 。 1906年11月13日 , 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一箱经卷 , 赶着毛驴行程800多里 , 奔赴肃州(酒泉) , 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 廷栋不识货 , 反而埋怨道士所送写本的书法还不如自己 。 王道士只好沮丧而归(在嘉峪关税务司有一个比利时人 , 回国前去看望廷栋 , 廷栋以王道士所送的写经数卷相赠) 。
四处碰壁后 , 王道士的心态发生逆转 。 1907年3月 , 英国探险家斯泰因来到敦煌 , 在师爷蒋孝琬的陪同下斯泰因见到了王道士 。 起初 , 斯坦因并没有得到王道士的信任 , 但他给王道士编了一套他从印度来寻找唐僧遗典的谎话 。 从1907年5月23日下午开始 , 斯坦因用了6天时间 , 秘密地从藏经洞里挑选写本和绘画品 , 直到5月28日结束 。 最后 , 斯泰因以四块马蹄银的代价 , 买下了六千卷 , 装了24箱 。


王道士卖经卷原因有三:他多年求助官方重视古籍 , 逐级上报却无人过问 , 致使他心灰意冷;他已完成宏愿 , 清扫洞窟 , 修建三层楼 , 架设木桥;斯坦因说自己敬重玄奘 , 如何循着他的足迹 , 如何翻山越岭 , 历经险阻来到此处 。 王道士感动坏了 , 于是同意将珍稀的文物低价转卖(怕官府怪罪 , 只出售了部分) 。


法国人保罗·伯希和 , 早年在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兰西远东学院学习 , 曾多次奉命前往中国 , 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和文物 。 1905年伯希和被委任为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 ,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率考察队离开巴黎 , 由中亚进入新疆 , 先调查喀什三仙洞佛教石窟 , 然后沿丝路北道 , 1908年来到敦煌 , 慕名找到王道士 , 想得到洞中剩下的经卷 。 王道士见县衙始终没有回音 , 于是又卖了一部分经卷 。


1909年 , 出于请教的目的 , 伯希和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展示了部分敦煌写本 , 令中国学界震惊 。 罗振玉旋即建议清学部给陕甘总督毛庆蕃拍发电报(1909年10月5日) , 将洞中剩余文物悉数收购并解运北京 。


毛庆蕃令廷栋行事 , 廷栋行文隶州知州侯葆文 , 侯葆文行文敦煌县知县陈泽藩 。 陈泽藩接到“指示” , 这才会同王道士同去清点藏经洞 。 1910年5月 , 装着剩余8000件经书共18只箱子 , 捆绑在6辆马车上 , 开始东行 。 途中 , 不断发生官员乡绅哄抢盗窃、押运人员监守自盗事件 。
王圆箓并非贪利之人 , 只是一个云游于敦煌、栖身于下寺的小道士(让太上老君的弟子替释迦牟尼效劳 , 其实与我何干?) 。 他没有官府的一纸委任 , 也没有拿官府的一文俸禄 , 一次次主动向官府报告 , 不能将其和那些监守自盗、趁火打劫的政府官员归为一类 。 王圆箓所卖卷和布施得来的费用 , 在残破的佛像堆上建成了一座功德塔 , 取名“千佛塔” , 并请廷栋撰文 , 并书写敦煌千佛塔记 。 斯坦因来了 , 他还搬出账本交待费用支出情况 。王道士吃亏就吃亏在文化少 , 他并不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 , 造成了历史的遗憾 , 也是中华民族的忧伤 。


敦煌在中国 , 敦煌学在日本?
陈垣曾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即日本京都)呢 , 还在巴黎?”学者胡适一时也答不上来 。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和中国几乎同时起步 , 但成绩斐然 , 就连“敦煌学”这个词 , 据记载 , 也是1925年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次提出的:和中国学者相比 , 日本人有雄厚的资金支持 , 可以在世界各国搜集相关资料;和欧美学者相比 , 他们汉学水平较高 , 在阅读汉语文献方面毫无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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