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自述：我是怎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编者按】
9月2日，著名理论家、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逝世，享年59岁 。格雷伯在生前的最后一刻，依然像往常一样活跃于推特，保持着对现实的高度介入 。他身体力行地弥合了社会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鸿沟，以高密度的街头参与讽刺了那些书斋里进行派系之争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 。他的学术生产也难以被人类学家的框架所限定，他是这个时代最有机的知识分子，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朋友，从“债”到“工作”的研究，他的思考激励和鼓舞着无数普通人的行动 。
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the 99%）经常被归功为格雷伯的手笔，尽管他坚称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一以贯之拒绝1%的游戏规则，将自己投身于自下而上的变革场域之中，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和声援社会革命/运动 。格雷伯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授，因为对学生激进运动与全球正义运动的高度参与，而被迫中断了其在耶鲁的学术生涯 。他随后来到伦敦，先后在金匠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系任教，对当地的学生运动有着显著的影响 。近年来，他是叙利亚罗贾瓦地区库尔德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他几度前往现场，并向全世界介绍罗贾瓦革命 。西方各地声援罗贾瓦的游行现场，也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昨日，他去世的消息通过他太太的推特传出后，叙利亚库尔德运动的几个组织纷纷发出沉痛的公开悼词 。
格雷伯在无论是智识还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活跃的时候，突然去世了，他和新婚妻子、艺术家Nika Dubrovsky在e-flux上连载的对当代艺术的省思文章，甚至还没有连载完成 。这让很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难以接受 。但是，他的遗产会继续伴随我们，鼓励我们将他的言辞转化成具体的行动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年来一直在推介他的思考，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我们将推出“格雷伯的礼物”专题，为大家梳理他的思想与行动遗产，并在礼物的意义上鼓励与这份遗产建立更积极的联系，欢迎投稿 。本篇自述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这本小册子在201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时，他为中文版所写的序言，感谢“理想国”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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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伯前往罗贾瓦时，与库尔德女兵的合影
人们常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
老实说，我不知道 。我已经记不起我在什么特别的时刻做了这样的决定 。这个过程缓慢地进行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在所有政治哲学之中，无政府主义是我直观上觉得最合理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说，我自己的经历很早便已开始将我推向这样的一个结论 。
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大部分的政治哲学截然不同 。对大多数政治哲学来说，它们所负的担子就是要证明它们对社会的前瞻是最合适的：生活在自由共和主义或基督教民主里总比生活在其敌对的社会里好 。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这个问题，而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没有武力、警察和老板的世界 。那里，社区实行民主自治，每个人除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之外，还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他们不觉得这样的世界是可能的 。事实上，那些从充斥着武力、监狱以及贫富、权力不平等的现实世界中得益的人，往往激烈地辩称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很明显只是个疯狂的想法而已 。
任何人只要相信无政府主义不是疯狂的，都很可能会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而我自己便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无政府主义不是疯狂的 。
首先是我成长的政治环境 。我的父亲是一个工人，我的母亲是个裁缝，后来成为家庭主妇 。他们两个从青春期开始便都很激进 。我的母亲露丝·鲁宾斯坦（Ruth Rubinstein），十岁的时候从波兰移民到纽约，十六岁便进了大学 。当时正经历大萧条时期，她很快被迫退学，并在一家内衣厂工作以补贴家用 。母亲不久便加入“国际妇女制衣工会” 。工会决定要用真正的制衣工人参演一出音乐喜剧的时候，母亲最后成了女主角 。这出音乐剧名为Pins and Needles，出人意料地成为百老汇的一个热门剧目，而她一时间也成了名人 。至今我仍然收藏着《生活》（Life）杂志上的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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