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让静默的问号拉直( 五 )_数学|代数和|先生|静默|几何

杨先生还说，这样子学生难学好，老师难教好。国内中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基本没有向造诣高深的数学家征求意见的习惯，至少杨先生从来没有被“打扰”过。
从事数学研究半个多世纪的杨先生认为，编写数学教材，重要的是看编写者的数学素养和数学史识，而不在于他的教育学研究水平。如果教材作者对整个数学思想和数学历史不甚清楚的话，编出的教材难免会有问题。对于学生来说，当下学好数学的办法就是掌握好课堂上的学习内容。杨先生回忆当年求学时他的老师布置的题目量少且相对容易，课间的一点时间就可以完成，上中学时，下午3:30-4:00以后，基本上没有正规课程，既可在校自修，也可以回家。
现在数学参考书特别多，但孩子主动找书做题其实还是有些困难。杨先生说，最好找他们的老师，或者找专家请教。老师或者专家对孩子的学习情况比较了解，可以给他们提些专业建议，孩子自己有时并不太清楚应多学些什么。当然，对于能力超群的人，也可自己挑选参考书学习，最后也能自成一体，形成自己的风格。在数学历史上，极少数的数学家是这样成才的。通过这样方式学出来的水准都特别高，但这只是极少数甚至个别案例。
学术无问西东，向高手学习
杨先生说， 1950年代的中学教科书和大学教科书，包括一些参考书，大都是参照苏联教材体系编写的，当时苏联的数理化教材体系比较先进。十月革命前，苏联有一批数学家（物理化学的情况也差不太多）在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欧数学强国学习。当时法国和德国是世界数学中心，科学和艺术也是很强的。美国是二战之后，数学才发展起来，美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强得多，能够给学者们的报酬比欧洲高，许多人才被吸引到美国去。二战前夕，希特勒驱赶犹太人，一批杰出的学者都跑到美国去。苏联的一批老数学家大都是在西欧训练和培养出来的。苏联也有几位本土成长起来的高水平数学家。十月革命后，在多数国民待遇较差的普遍状况下，对这些学者的待遇依然给予了较高的保证，他们也因此能够继续做较高水平的工作。杨先生同时感叹：“1950年代后，不少人到苏联和东欧留学，水准比较好。中苏关系一紧张，这些交流也就中止了。 ”
杨先生一再提到数学家丘成桐先生。他坦言，如果丘成桐一直在香港，虽然也能做出成就，但不太可能有现在这么高的造诣，做出这么多出色的工作。诚如杨先生所言，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大二时，遇上一位刚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的老师，在这位老师的带领下，他得以了解到现代数学的样子。后来引荐丘先生到伯克利求学，接触到世界第一流数学家，由此打开了整个学术视野和格局，加之他的天赋和勤奋，学术光芒很快闪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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