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电影：对旅行的“影像深描”( 六 )_民族志电影：对旅行的“影像深描”“一

三人类学是最早关注电影媒介的社会科学之一，特别是将其运用于人类学者远涉重洋的田野考察，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学术电影类型：民族志电影（Ethnographic Film）。一八九八年，“一件标志着十九世纪纯理论的人类学已成为一门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当的、具有明确衡量标准的学科的重大事件，就是剑桥大学的托雷斯海峡的人类学考察。以前曾是动物学家的阿弗雷德·卡特·哈登（Alfred Cort Haddon）用一架卢米埃尔摄影机拍摄的民族志影片是这一领域所知道的最早影片”。由于保存不善，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考察存留至今的影像资料只余下三个片段：其中之一是三名男子在丛林中跳舞，展示某种巫术祭仪；另一段展示三名男子钻木取火；第三段则展现了一群身着白色腰布的男性集体抖腿舞蹈的场景。虽然已无从获知这部影片的整体风貌，但早期民族志电影的特质已初步体现：拍摄人类学（或博物学）考察的行程与发现，关注土著居民的生活样态及其仪式与文化行为，并且以资料搜集、学术研究而非商业发行为主要的摄制目的。

《在婆罗洲，猎头者的土地上》（In Borneo, the Land of the Head Hunters）剧照（来源：player.bfi.org.uk）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早期民族志电影大多遵循着上述的创作路径，与一系列学术考察或探险活动联系在一起。正是基于这种关联性，好莱坞电影也逐渐养成了一种将人类学家附会为异域探险英雄的惯习：“自从人类学在欧洲殖民扩张的时代语境下形成一门学科，人类学家的形象就被极度浪漫化与神秘化。一半是战士，一半是探险家，人类学家在公共想象中成为头戴木髓遮阳帽的冒险者，不但在丛林中披荆斩棘，还要躲避毒镖的袭击。”至少在早期民族志电影中，这种探险者的形象并非空穴来风，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学者远赴边远部落从事调查活动，的确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与传奇色彩。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旅居澳大利亚的英国人类学家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接受了同行哈登的建议，携带电影摄影机前往澳大利亚中部地区，在考察原住民的人类学探险过程中，拍摄了五十多分钟的影片资料。“从题材上看，斯宾塞的拍摄兴趣仍然集中在旅行影像中常常出现的原住民舞蹈和仪式等内容。不过，斯宾塞系统的田野工作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整体观，让他的田野影像更加系统化，而且他还通过深度访谈为这些视觉资料提供了充分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