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的“无用”和“有用”( 十 )

比如在B2B战役中,李琪琢磨出了一套“金银铜牌激励制度”,主要内容是如果销售员这个月业绩优异,下个月的提成比例就很高,而为了不浪费这个高提成比例,销售下个月就自觉地冲击更高业绩。这套设计巧妙的制度,后来演变成“今天最好的表现是明天最低的要求”这条新的阿里价值观。

这种通过战斗来对价值观进行强化、传播、丰富、拓宽的方法,在第二场战役中也被体现地淋漓尽致。

淘宝打败eBay的过程早已众所周知,湖畔花园的秘密研发、马云跟惠特曼的隔空交战、雅虎的10亿美金等片段,已经是互联网编年史里中众口传诵的故事。跟B2B战役一样,价值观为胜利贡献了力量,也从中获取了新鲜实例的支撑,比如支付宝的诞生过程,就成为 “因为信任,所以简单”的经典案例。

相比于前两次战役里价值观暗中发挥力量,2003年初全集团对抗非典疫情,更像是价值观的主场战事:以“客户第一”始,以“客户第一”终。

2003年4月15日,广交会开幕,广州此时已被明确划为“非典”疫区。阿里由于此前已经承诺带50位“中国供应商”客户参展,所以仍然派出包括美籍高管艾斯利曼在内的7名员工参加广交会。他们回杭州不久,一名女员工就被确诊为非典疑似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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