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观与道德立场( 九 )_：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

“史景迁本人避免西方中心论，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应该从它本身的特殊性去了解。”姚大力认为，正是怀着这样的精神，史景迁才在《改变中国》的结论部分批评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前往中国的西方顾问，认为他们的傲慢心态注定了他们留给后人的是足以引为前车之鉴的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

“回顾162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独尊之姿来到中国。这种优越心态起于两大因素：西方人拥有先进科技，自认师出有名。西方人自认目标崇高，他们的建议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因而一副君临中国的姿态；若是中国质疑其目标的妥适，不接受其建言，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抑或恼羞成怒。西方人受其愿景驱使，多与中国有很深的情感纠葛，他们要的不只是中国的报酬，但他们没能认清中国人是以契约的观点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以雇主的身份保留终止双方协议的权利。这点误解会滋生严重的后果。”

妙笔生花史景迁：作品翻译的难与易

对谈最后，香港城市大学翻译语言文学系教授鄢秀从翻译角度谈论了她对史景迁作品的理解。鄢秀发现，她认识的许多前往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都知道史景迁——他的影响力大到让他的作品成为帮助来华外国人理解中国的导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