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观与道德立场( 八 )_：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

在史景迁看来，司马迁的著作中固然有丰富的叙事性，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当今史学万分重视的“真实性”。对史景迁来说，追求文字表达的艺术性固然重要，但历史写作的文学性需严格限定在不违背史料的范围内。另外，史景迁也不喜欢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的道德史学倾向（他称之为“强烈而博学的道德裁判”）。史景迁认为，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进行道德判断。然而姚大力指出，史景迁对司马迁的理解有些片面——司马迁对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突破了从《春秋》开始被原始儒家极端强化的史学道德批判。

“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声称推动着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读者的兴趣，”姚大力说，“他只是想激起别人的兴趣，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推动读者同情或厌恶中国，而只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兴趣。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他好像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一种‘药引子’，本身没有疗效，但它的作用是用来引导其他有直接疗效的药物成分顺利地到达病变的部位。这当然是一种很低调的自我定位，但这同时也是史景迁非常真诚真切的想法。”

正是因为如此，尽管土耳其裔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lif Dirlik）对史景迁的一些作品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但他仍然赞许史景迁在作品中展现的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他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追求”，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中探究人类的共同本性；第二，他抱持普遍主义立场，不带傲慢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