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观与道德立场( 七 )

姚大力认为,对讲故事的着迷让史景迁天然地带有“把对个人的关注置于对社会的关注之前”的倾向:“在他看来,社会或者国家都是个人的派生物,这可能跟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相关。社会应该与个人站在一起,把国家关进权力的笼子,而不应该与国家同谋,一起扼杀个人的异化力量。既然如此,对于人类本性以及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的感受和善良,也就会成为历史书写的道德目标。”

与此同时,姚大力指出史景迁不愿意理论先行的史观也并非意味着他全然不顾理论研究。史景迁对理论的态度可归纳为三点:只选读原创性的理论著作;不指名道姓地运用理论,而是将理论融化在自己的叙事当中;用理论形塑写作者呈现信息的方式。在姚大力看来,西方中国史学界经历的种种理论风潮在某种意义上是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当代历史学者的必要洗礼。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几乎错过了所有的潮涨潮落。

史景迁与司马迁:写史不是道德评判,但这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没有道德立场

姚大力认为,尽管史景迁的中文名携有“景仰司马迁”的期许,但这对史景迁本人或许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他很谦虚地表示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实际上也不太赞同司马迁的历史书写方式,尽管擅长讲故事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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