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谈负利率:金融之殇、财政之机(11)

上一轮的政策框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财政扩张和加强金融监管配套。因为监管带来私人部门信用紧缩,财政扩张起到对冲作用,这个变化超越经济的逆周期调节,有更深层次的内在要求。这一次财政扩张在应对金融危机的逆周期调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的发展显示财政扩张常态化的压力也在增加,现代货币理论成为热门话题是一个体现。

其实,当前环境下财政扩张的逻辑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是基本常识问题,当国债利率显著低于名义经济增长时,任何政府债务规模都是可持续的,因为债务/GDP的比例是收敛的。当德国可以发行零利率的30年国债时,为什么政府不增加赤字,通过减税和扩支增加私人部门的资源?当国债利率接近零时,财政的负债和央行的负债(基础货币)还有什么区别?关键是理念的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货币政策框架是建立在对战后30年财政投放货币的反思的基础上,以控制通胀为导向,而现实是信贷投放货币的时代,主要问题是资产泡沫和贫富分化。全球金融危机后我们已经看到金融监管的加强,这在短期内加大了货币政策稳增长的压力,导致利率下行,未来几年最值得关注的必然是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扩张。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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