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参见：刘禾著 ， 宋伟杰等译 ， 《跨语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 北京：三联书店 ， 2002年 ， 页35-37）\r\n 。 然而 ， “周虽旧邦 ， 其命维新” 。 “跨语际实践”的“语际” ， 未必是“中”与“西”／“古”和“今”的二元对立样态 。 诸如“共和”这等古老词汇 ， 作为认识的对象 ， 往往可以穿梭于古今中外之间 ， 凝聚着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各方论者 ， 自由驰骋 ， 依据他们的认识理解 ， 将之建构为簇新的符号架构（a new symbolic framework ， 这是人类学家格尔兹的表述） ， 非“中”非“西” ， 不“古”不“今” ， 竟可生产出或者是和现实一致或者是逼近历史样态的意义 ， 确实可为自身在具体的环境里倡论立说 ， 或是开展行动找寻正当性 。 研究这等意义脉络的思想课题 ， 如何它们被建构为簇新的符号架构而“古为今用”的历史过程 ， 对我们思索类似的词汇和思潮 ， 如何成为好似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用语 ， 自是大有帮助 。 \r\n这些“世界知识” ， 对东亚的中日朝三国是“同润共享”的 ， 但各国对世界知识不同门类的反应是不同的 ， 您能举例谈谈原因吗？在您所界定的知识仓库中 ， 世界史地与国际法是怎样勾连起来的？我们感觉 ， 世界史地当然对时人冲击很大 ， 但也许可以宽松地理解为客观知识 ， 而国际法体现的普遍主义 ， 似乎是更大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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