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参见：潘光哲 ， 《张自牧论著考释札记：附论深化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 《新史学》 ， 第十一卷第四期）\r\n ， 自是对承受西学 ， 多少提供动力 。 正如本书“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创发与建设（1845-1895）”一章讨论的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泰西新史揽要》 ， 本是广受好评的畅销著作 ， 面对“政体抉择”的问题 ， 仅只强调“国以民为本” ， 显示传统中国“民本论”的论述格局 ， 依旧是思想市场的主流观念 。 即便如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 ， 以“共和”为其革命宗旨 ， 他的解释是“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 ， 先哲之遗业也 。 我国民之论古者 ， 莫不倾慕三代之治 ， 不知三代之治 ， 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 ， 将传统三代作为政治乌托邦的想象 ， 与现代共和国的实践 ， 兼融并治 。 章士钊取宫崎滔天的自传《三十三年の夢》（1902年出版）“译录”为《孙逸仙》（1903年出版）一书 ， 当时大受欢迎 ， 不是没有道理的\r\n（参考本书“创造‘革命想象’的知识文本：以章士钊‘译录’的《孙逸仙》为中心”一章）\r\n 。 \r\n这等在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曾经雄霸一时的思想现象 ， 当然是走过一段“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漫长历程的产物 。 “跨语际实践”本是刘禾教授的创获 ， 她认为 ， “由于中国现代的思想传统肇始于翻译、改写、挪用以及其他与西方相关的跨语际实践 ， 所以 ， 不可避免的是 ， 这种研究会以翻译作为其出发点” ， 在她看来 ， “研究跨语际的实践见识 ， 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的模式 ， 由于主方语言（the host language）与客方语言（the guest language）的接触／冲突 ， 因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 因此 ， 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 ， 意义与其说发生了‘改变’（transformed） ， 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里被发明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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