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李鸿章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崛起( 二 )_李鸿章|中国近代史|轮船招商局

制造局迁移到高昌庙陈家港后，随着码头、仓栈的建立和道路的修建，它在上海城南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影响着当地的社会，首当其冲的是高昌庙周边地区。大量物资的汇集和工人及职员的聚居，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客观增长，有力地推动着上海城南一带城市化的进程。到1900年左右，局附近的职工家属已有2000余户，在江边空地上，逐渐形成了两条狭窄的街道，一条是高昌庙街，又称老街，一条是广东街，因广东人多而得名，原来农村面貌的高昌庙，已成为早期江南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了。江南制造局与高昌庙镇的形成和扩展有着无法分割的紧密关系。
江南制造局在业务经营上的发展壮大是有目共睹的。如1890年筹设的炼钢厂，是旧中国近代炼钢工业的首创。到1890年代后期，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在1911年清廷解体之前，已经具有轧钢生产能力，能将钢坯加工成钢板、方钢、圆钢、扁钢等等不同钢材。江南机器制造局开创了我国近代化钢铁生产之先河。
江南制造局生产的钢材除了本地自用以外，一部分还运往福州等地，它所建造的轮船、挖泥船、测量船，广泛使用于长江航运、沿海航运以及航道保障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制造局还曾经清政府批准，一度获得了修造招商局轮船的专利权，招商局成了江南制造局业务上的主要对象。它开展的船舶修造业务直接服务于上海港的航运，促成上海这座城市向近代的转型。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江南制造局对于上海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此，在上海城市经济史上，洋务工业之创建可以被认为是近代化大工业在上海之异军突起。
上海名士王韬这样描述李鸿章和江南制造局：时艰甫定，庶事创兴。于是密防御，精器械，讲艺术，一切西学，无不具举。辟向来未有之成规，操百世自强之胜券，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由前言之，则地为之也；由后言之，则人为之也。其中所说的“人为”，即指“合肥相国李公和丁中丞”，亦即李鸿章和丁日昌。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如是说，“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无疑，李鸿章较好地起到了权威和楷模应有的榜样作用。特别是1895年春季后，上海出现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张的局面，当然，这些企业并非都能获得成功。
轮船招商局与江海航权的争夺
1863年3月，在奉旨署理南洋通商大臣后，李鸿章注意到，西方商人和船主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开放不久的长江口岸的活动也日益增多。虽然大概在当年春天时，李鸿章就已认识到西方人的主要兴趣在于通商，还没有立即侵占中国土地之意，但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李鸿章开始探寻“自强”方略，1863年4月21日，他给在北京身居要职的一位从前老师写信说：“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1863年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未来的问题“不患弱而患贫” 。这在当时来说确是远见卓识。
清廷1858年被迫与俄、美、英、法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不仅增开了沿海沿江的多处口岸，并且允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往来，开了长江港口和北方沿海港口开埠通商的先例。优厚的经济利润和广阔的贸易前景，吸引着外商航运企业蜂拥而至，并以上海为基地积极向中国内地扩张。1859年，美商琼记、英商怡和、宝顺等洋行，开始着手准备工作，打造船只或派商人深入长江及其支流进行调查。洋商1861年开始组织专业轮船公司，中国由于有清一代多年海禁，机械落后技术退步，毫无江海竞争力，外国轮船遂乘虚而入，从此长江与北方沿海水面上外国商船横行无忌，中国的江海航权被逐步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