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李鸿章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崛起( 五 )_李鸿章|中国近代史|轮船招商局

一系列的政策优惠
为扶持这个新生的民用企业，李鸿章在政策上给予了一系列的优惠。织布局所产的布匹，在上海本地销售可以免纳厘税，如果运往内地或分运其他通商口岸再转入内地销售时，则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内运沿途不再交纳税厘。如此，一则可以比进口洋布少纳5％的进口税，二则运入内地时又可以比洋货少负担2.5％的子口税。这种特权显然有利于织布局同洋货的竞争，从而为它在开工以后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和蒸蒸日上的局面。不唯如此，李鸿章还为机器织布局向清政府争得了独霸上海市场的“十年专利” 。
专利之事，是郑观应主持织布局实务的1880-1882年间，根据西方各国通例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向李鸿章提出建议，“应请宪恩酌给15年或10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卑局数年来苦心巨赀，不敢徒为他人争衡。”“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有志织务者，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新局。”郑观应等人以进口的外国纺织机不适应中国棉花的特性，已对外国机器进行了适当改良为由，提出了一定年限的专利权的申请，目的在于保护织布局自身有相对安全和平稳的发展。
李鸿章觉得郑观应所言很有道理，于1882年4月23日专折上奏清廷说，“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迭经饬办，均以经费不充，税厘太重，相率观望，久无成议。……查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其应完税厘一节，该局甫经倡办，销路能否畅旺，尚难预计，自应酌轻成本，俾得踊跃试行，免被洋商排挤。”
清廷对李鸿章在洋务上的创举向来极为重视，这次也不例外，于是织布局幸运地获得了10年的专利期。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一特权不久即发生了实际应用，1882年，美商华地码准备在上海开办纱厂，织布局马上根据所获得的专利权加以驳斥，李鸿章也明确表示反对，美商未获成功，从而减少了来自外商的竞争。因此，从这一点来说，10年专利权对织布局自身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来说，由于10年专利期间“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华人再设新厂，在当时曾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因为织布局仅有数百台布机，年产布匹数量只有进口布匹的1/80，假如不鼓励民族资本大规模创办棉纺织厂，就根本无法阻挡洋布滚滚而来的势头。有论者认为，既然10年专利抑止不了外国纱布的进口，最终也就无益于织布局自身和整个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于是称其为一种损华益洋的“短视”政策。但此论显然有过苛之嫌，在10年专利期间，它阻止了外商在中国境内开设棉纺织厂的企图，为准备不充足的私人企业主赢得了时间，从长远来说，确实保护了中国新兴民族资本的利益，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重建织布局
1893年10月26日厂房的清花车间忽然起火，因不及扑救而延烧全厂，生财几乎付之一炬，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棉纺织厂从此不复存在。多年心血毁于一旦，在如此巨大的挫折面前，李鸿章并没有就此放弃，12月3日，为重建织布局，他特意上奏清廷说：“查洋货进口以洋布、洋纱为大宗，光绪十八年洋布进口值银三千一百余万两，洋棉纱进口值银二千一百余万两，中国出口丝茶价值不能相抵”，“布缕为民间日用所必需……多销一分洋货，即少用一分土产。是以因势利导，不得不用机器仿造，必使所纺之纱与洋纱同，所织之布与洋布同，庶几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沾余利。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应仍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 。这项奏议仍旧得到清廷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