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李鸿章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崛起( 四 )_李鸿章|中国近代史|轮船招商局

早在1872年12月，李鸿章奏准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写信给江苏巡抚张树声说：“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李鸿章将招商局视为中国自强政策的一部分，积极利用政府拨给漕粮给价运输的可能性，使这一计划易于推行。招商局的建立，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性和民族性的，功在“兴”字。不过，尽管招商局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但作为招商局的创办者和保护者的李鸿章，权力是有限的，若把近代民用企业经营的不成功归咎于李鸿章个人，是难服人心的。
客观来说，李鸿章倡导和支持下的近代化努力并非没有成功之处。李鸿章逝世后的第二年，盛宣怀盛赞李氏举办轮船招商局“精心果力，遥为护持，自据利源，各著成绩……奏借官本，督率兴办，由是内江外海权利渐次收回，卒能买并旗昌公司，局势始克坚定” 。在创办招商局这一事业上，李鸿章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不仅热心主持和倡导了轮船招商局的兴建，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而且在其发展艰难时，给予运漕专利、还本免息等政策优惠，保护了企业免遭破产的厄运。李鸿章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所趋，兴办近代新式轮船航运业，无疑是对原有帆船运输业的发展，也是对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航运业的一种经济上的抗争。尽管招商局并没能完全驱逐在中国的外轮，但是，利权的部分收回总比被外人全部夺占为好。另一方面，新式航运业的利润也直接刺激了晚清上海部分富裕官僚、地主和商人在新兴近代企业上的投资兴趣，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筹建织布局的缘由
纺织业在传统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众手工业，其生产大部分是与家庭农业相结合，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到了近代，外国资本对中国大肆进行经济侵略，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在华设立纺织厂，却通过商品输入贸易慢慢侵蚀和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最终导致其逐渐解体。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外国洋行产生了就地利用原料和廉价劳力，直接在华设厂制造的念头，积极在上海、广州等地着手兴建，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企图没能得以实现。
对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晚清的有识之士有所觉察。郑观应站出来大声疾呼，“方今之时，坐视土布失业，固有所不同，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于无可如何之中，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外国机制纱布的进口量逐年急增，导致白银日益外流，严重危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李鸿章1874年就有自行设厂制造布匹的打算，却因没有合适人选具体筹办而作罢。到12月10日，在上奏筹议海防折时李鸿章顺带提出：“设制造局开矿办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埓，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这可看作机器织布局创建之发轫。
不少华商虽有一定资本创办近代工业，但他们深恐新办的事业付诸实施便在官吏的盘剥之下导致严重损失，因而裹足不前。另一原因是洋行常以淘汰或质次的机器欺骗华商，例如1877年秋间上海近郊有人拟开设机器轧花厂，前往载生洋行订购轧花机。洋行方面言明该机每日耗煤100磅，轧籽棉10担。但第二年货到试车，耗煤量过大而日产能力也远未达到原定指标。华商因此断然拒绝购置，民族资本的创业计划流产。由此可见，在技术落后而风气未开的晚清上海社会，资力薄弱的中国商人自主创业是何其艰难。李鸿章正式着手筹建机器织布局是在1876年。这一年春天，他在致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而苦于无人创办。……适有魏温云观察纶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 再次强调指出，“购机器仿织”的目的在于“期渐收回利源”，织布局的筹建开始有了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