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李鸿章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崛起( 六 )_李鸿章|中国近代史|轮船招商局

与此同时，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旧址上，挂起了名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的牌子，准备重新集资100万两开办，李鸿章奏请以盛宣怀为督办。1894年5月3日，李鸿章在《推广机器织局折》里说，“招徕新股，仍就织布局旧址设立机器纺织总厂，名曰华盛。另在上海及宁波、镇江等处招集华商，分设十厂，官督商办。总厂请办纱机七万锭子，布机一千五百张，……共成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规复织布局的目的当然是正确的，也就是李鸿章所明确表达的，是为了“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抵制“洋商自运机器来华制造纱布”，以防止中国利权被“一网打尽” 。为此而制订的《华商机器纺织公所章程》，即体现了这种精神，其中明确表示：“查纱布为民生日用之需，若洋商用机器纺织，系夺华民生计”，故必须严禁洋商进口这种机器；“华商自办以供民用，尚不致有碍民生”，故“机器纺织概归华商购机设厂，自行办理”是必要的。
华盛纺织总局在开办不久实际上即演化为官僚的私产，成为私人资本的企业，他们还劝告华商分设了大纯、裕源、裕晋等纺织厂，作为华盛的分厂存在。华盛对民族资本的一个好处，就是允许普通商人在“分厂”这一名义之下，可以集股另立新厂，从而为商办纺织厂打开了大门。于是，在华盛建成前后，就有原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部分股东周晋镳、苏葆生、徐士恺、唐廉等人，另行筹集资本二十四万两，创建了专门从事纺纱的华新纺织新局。他们都是与清廷官僚有密切关系的一帮商人，聚集在上海的一些官僚都参与其中，主要有上海候补道唐松岩、江苏候补道龚寿图、前上海海关道聂缉椝、李鸿章的幕僚严信厚、前任闽浙总督许仙屏等。“以服贾昌其家”的盐商朱鸿度则独资创建了裕源纱厂，该厂于1894年末即在上海麦根路（今淮安路与苏州路南段）建成投产了。
因织布局失火退出的杨氏兄弟，1895年应两江总督张之洞电邀到南京商议政事，杨宗瀚趁便请求在无锡开设机器纺纱厂，获得支持。次年正式投产，这是无锡第一家商办的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也是第一家民族工业资本的专业棉纱厂。其他还有张之洞的湖北织布局、陆润痒的苏伦纱厂、张謇的大生纱厂和孙家鼐的广益纱厂。在上海，浙江候补道、朱鸿度之子朱幼鸿1898年创办了裕通纱厂，1902年徐润创办了景纶纺织厂，1906年郑孝胥等创办了日晖织呢厂，1907年朱志尧创办了振华纱厂、1908年与沈仰高等合办同昌纱厂，1910年祝大椿创办了公益纱厂，经营其他行业的各种近代企业也陆续创办起来，进入民国后，更是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起。棉纺织业后来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对外商最具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并长期是国民经济结构中影响较大的轻工业之一，这显然离不开李鸿章的筚路蓝缕之功。
在近代，中国被列强逼迫开放门户，尤其是1895年之后，外商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刺激了洋务工业之异军突起，而且刺激着华商私人资本转向近代化工业的投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首当其冲，而最为突出的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不仅取决于整体的工业投资趋势，而且受到上海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但从另一角度来说，附带输入工业生产方式并含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的，是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棉纺织工业。既是对于我国最重要和最普遍的手工纺织业的革命，同时亦成为较发展和较有成绩的一种新式工业。
有论者认为，李鸿章直接委派总办人员，掌握全厂的管理大权，只是把厂看作自己的私产一样摆布的。这其实说明李鸿章非常在意上海织布局，才会对局务如此热心和关注，事无巨细都在千里之外的直隶遥加过问。李鸿章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请准10年专利及减免税厘的特权, 主要是针对外国列强而发，不仅使中国民族资本机器棉纺织业得以产生并奠定了初步发展的基础,而且有力地阻止和抵制了外国资本对这一领域的渗透。当然，10年以内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尽管可以说成是有助于在纺织业兴办初期减少国人之间不必要的倾轧并有利于织布局的产品与洋布之间的竞争，但在事实上推迟了私人资本的投资，使私人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