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李鸿章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崛起( 三 )_李鸿章|中国近代史|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辨析利害说，“各国通商以来，中国沿海、沿江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 。中国要富强、振兴，就必须创立和发展自己的航运事业，只有尽快组建华轮公司，才能与洋商“争衡” 。此时，幕僚盛宣怀也建议李鸿章速办商船，李深以为然，开始筹办招商局，所以用“招商”二字，原意是先由官办、再行招商承办。后来，李鸿章又提出富于独创性的“官督商办”方案，他向招商局人员指出，目前没有官府的轮船在内，不必官商合办，应当官督商办，由“官”统筹大局，考察利弊，大力吸纳商股，以开全国风气之先。
但是，尽管招商局在正式开张前刊登启事，明示设局宗旨为“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自行设局置轮，以维航业而塞漏卮”，却仍然无法得到旧式沙船商的普遍支持。尤其是江浙的富商殷户，不少人投有巨资于外国轮船，听闻招商局成立的消息后，都十分不满。即便李鸿章挑选的是沙船世家出身的朱其昂来负责筹组招商局，也不能消解沙船商与招商局的矛盾。在开业前一个月，李鸿章不得不排除地方反对势力的阻隔，订定一项“成议”，公开表明招商局的轮船将“分运来年江浙漕粮”，以吸引华商的支持。其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希望华商能够了解到，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于国家商民大局，实有所裨。……我国人苟能一心一意，专注于是，十年之后，西国之利薮，不将尽为我所有也哉” 。
晚清政治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洋务派认为，“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强。强以练兵为先，富以裕商为本。”求强求富都很重要，但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先完成求富，求强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富强相因。就求富来说，“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饷源，无以持久。”在某种程度上，轮船招商就是出于这一动机兴办起来的。招商局以4艘轮船起家，接下来的3年，它以新募商人资本和政府贷款，购得新船9艘，局船能够在中国水域运输业中与外国轮船公司作有力的竞争。1877年初，招商局依靠政府贷款，并购美商经营的旗昌轮运公司，船只名册上达到29艘。
188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就目前而论，招商局名为分洋商之利，其实所少者系国家课厘，所夺者系穷民生计。针对这种论调，招商局在第三年账略里就曾辩白说，“或又谓轮船侵夺民船生意，以千百艘之利归于数十船之人所得纵饶，而失业不少。此语似是而非，倘全系洋商，诚有此害。今本局之设，正为救弊外偏，凡局船自管事以至役使水手等，皆用中国之人，待中国之客，周旋必洽，语意相通，是失业之民船即改业之水手。雇募游荡，不使废闲。练习海洋，有裨实用。” 认为招商局所作的努力有益于国、有益于商、有益于民船、有益于地方。
在具体办法上，徐润在向李鸿章汇报中总结说：“生意之把握，其可敌洋商者有三。我船有漕米装运，洋船全持揽载，一也；我局经费、栈房、辛工、轮船用途、驳船杠力均较洋商樽节，二也；以本国人揽本国货，取信自易，利便实甚，三也”，而且，已广为招纳原先各地商界朋友，以“各帮联络，共襄大局，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 。正因为有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以，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招商局是官商合力用华资面貌经营轮船航运业务的特殊企业，更是唯一有实力与外商相颉颃的民族企业。在更长的时间里，它也是中国最大的轮船企业。在整个中国近代航运史中，它始终居于特殊的地位。
招商局成立之后不久，紧接着在上海开办的还有宁波轮船公司、宝丰公司。多家中外轮船公司的创办使上海港成为全国最大的轮船航运基地，到19世纪末，上海港的国际航线可直达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各国，国内航线可通航南洋、北洋各港，并可溯长江直达汉口、重庆。这些航运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对港口设施的投资，推动了上海港码头仓库设施的建设，加速了进出上海港的客流和货流。至20世纪初，出入上海的商船只数和吨位已占全国吨位数的20%以上。华商轮船公司的旗帜始终飘扬在长江及南北洋航线上，对于华商在近代上海经济中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